楊燕青(微博) 馮迪凡
上周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IMF)總裁拉加德(微博)(Christine Lagarde)再度來華,參加2012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在北京期間,談到諸多涉及中國經濟的問題時,拉加德均表現出了樂觀情緒。
如在列出心中“中國金融體制轉型所需改革基本路線圖”的核心要素后,拉加德斷言:“在這一(改革)背景下,我認為人民幣沒有理由不成為儲備貨幣并獲得與中國經濟規模相稱的地位。”
與此同時,在上周六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微博)》獨家專訪時,拉加德表示,對于中國經濟,IMF(比其他人)更為樂觀,對(今年)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在8%左右。
“我們不認為中國經濟的下一步是硬著陸。”拉加德強調,“我們認為中國經濟基本可以掌控,且中國經濟不僅有助于中國,更會惠及世界。
人民幣有望成儲備貨幣
拉加德在昨天的午宴致辭上提出,必須改變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并引用佛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來佐證自己觀點。
拉加德認為,對于中國來說,金融改革的最終目標,是確保中國的金融體系能夠支持經濟增長,而不會起到反作用。
“金融體系應當是開放的,具有創新性的。金融體系應確保所有人都能獲得信貸,以促進消費、支持中小企業和創造就業。”拉加德表示,必須仔細檢查和管理風險,以免金融穩定受到威脅。
“我無法在這里一一列舉中國金融體系轉型所需的所有金融改革。所以,讓我來簡要列出基本路線圖的核心要素。”拉加德指出這些要素是,“更堅挺、更靈活的匯率;更有效的流動性和貨幣管理;高質量的監督;更多的和更完善的金融市場和產品;靈活的存貸款利率,以及最終的資本賬戶開放。”
“在這一背景下,我認為人民幣沒有理由不成為儲備貨幣并獲得與中國經濟規模相稱的地位。”拉加德說。這是迄今為止,拉加德代表IMF在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問題上最積極的一次評價。
此外,拉加德認為,中國還應提高居民家庭收入和促進包容性,并為即將到來的人口挑戰做好準備。
呼喚中國全球領導力
拉加德在另一場開幕式的致辭中表達了對“中國的全球領導作用”的呼喚。
拉加德表示:“中國在全球機構中領導作用的增強反映了它的經濟成功。中國作為IMF最大的股東之一和二十國集團的一個有影響力的成員,為減少全球經濟體系爆發破壞性危機的可能性提供了重要的幫助。”
“然而,由于全球經濟發展前景仍然脆弱,中國繼續增強其領導地位因而變得更加重要——中國應在全球政策討論中繼續發揮重要作用,并繼續努力加快其自身經濟的轉型。”拉加德說。
因此,在拉加德看來,中國應當優先處理以下三個領域的相關事務:第一是支持增長。在這一方面,中國處于令人羨慕的地位,有余地為本國經濟提供適度的財政支持。第二,繼續把經濟增長的動力從投資和出口轉變為國內消費。第三,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使全體國民可以分享持續高速增長的紅利。”
與此同時,中國作為最大的股東之一,也在IMF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這印證了中國不斷增強的全球領導地位。正如拉加德所言:“每天,在與管理層同事朱民以及其他中國籍高層工作人員的密切合作中,我都能感受到中國人的卓越才識。”
拉加德還在隨后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對于中國專家林建海被任命為IMF秘書長,她感到十分高興。
世界經濟出現復蘇跡象
拉加德還在此行中表示,世界經濟已出現復蘇跡象,但還需要保持警惕,保證改革不中斷。存在的問題包括財政及金融市場脆弱、債務水平高、失業率高,而油價上漲作為新的威脅,有可能阻撓經濟復蘇進程。
“有跡象表明,強有力的政策行動,特別是在歐洲,正在發揮作用。”拉加德表示,金融市場有所緩和,最近的指標顯示,實體經濟正在回溫,這主要體現在美國經濟上。
“不過,全球經濟尚未走出危險區,金融體系依然脆弱,公共和私人債務水平仍然過高,失業依舊是一個重大難題。”拉加德說,“此外,油價的不斷上漲也是妨礙經濟復蘇的新威脅。”
“上述壓力中,有很多集中表現在發達經濟體上——尤其是歐洲的發達經濟體。這些國家無疑已經走上了正確的政策道路,但是,它們必須刻不容緩、毫不遲疑地努力前行。”拉加德表示,反觀新興經濟體,尤其是引領全球增長的中國,也肩負著特殊的責任。
“面對發達經濟體暴露的問題,新興經濟體難以獨善其身。一部分新興經濟體的增長在中期可能會下滑,這是全球經濟復蘇的另一個風險源。”拉加德表示,如果新興市場還要繼續保持繁榮,并為全球經濟做出支撐貢獻(正如它們曾經在整個危機時期做出的貢獻一樣),那么,它們也必須采取行動。
因此,拉加德認為,各發達經濟體必須利用新獲得的喘息空間,繼續推行能夠使其擺脫危機的政策。
“這意味著繼續提供宏觀經濟支持和采取較為平衡的財政措施,同時推進金融部門改革以及結構和體制改革,以修復這場危機造成的破壞和提高競爭力。”拉加德表示,“各新興市場經濟體必須調整宏觀經濟政策,這既是為了防范發達經濟體帶來的進一步有害影響,也是為了遏制經濟過熱的壓力。”
此外,拉加德也指出,新興經濟體可以繼續致力于相關改革,例如增加社會轉移支付或降低消費稅,逐漸把較高的增長轉變為所有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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