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已公開的材料來看，G20戛納峰會在特別提款權、資本流動管理等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議題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展，而匯率安排依然懸而未決。先前召開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公報中，重申匯率過度波動和無序變動對經濟金融穩定的危害。匯率過度波動和無序變動提出了全球匯率管理的必要性，但公報未能就此提出具體建議。

　　匯率過度波動和無序變動

　　今年以來國際外匯市場跌宕起伏。伴隨著危機和突發事件，匯率變動反復無常，一天2%的升值和貶值時常發生。就在福島地震發生后一周內，日元匯率不降反升，對美元匯率一度創造76.25的歷史新高，升值幅度超過8%。9月初，瑞士政府宣布匯率干預，瑞士法郎在一天之內對美元跌幅高達8%。就在11月3日歐洲央行宣布降息前后的6個小時里，澳元、新西蘭元、歐元對美元匯率出現了2%左右的升幅。

　　匯率的過度波動和無序變動造成嚴重的經濟金融沖擊。作為聯系國內外經濟的重要經濟變量，匯率的變動對經濟會產生廣泛的影響。在匯率大幅波動背后，主導的往往是市場情緒和投機因素，與經濟基本面無關。非國際貨幣發行國的貨幣匯率變動大多時候是被動的，升貶反映的是主要貨幣發行國的經濟形勢與政策變化，而與本國經濟無關，使得匯率變動成為經濟沖擊的來源，而不是吸納外部沖擊的工具。

　　匯率也成了一些國家轉嫁危機的工具。2008年下半年，就在美國次貸危機愈演愈烈之際，伴隨著“兩房”問題和雷曼兄弟倒閉，美元匯率突然反彈，在不到3個月的時間里升值20%，引起全球資本流向逆轉，大量資本從新興市場國家流出，貨幣不得不貶值，從而把新興市場國家卷入到全球金融海嘯之中，成為危機的受害者。

　　匯率管理面臨尷尬境地

　　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到匯率管理中來。過去對匯率的管理更多出現在新興市場國家，現在一些發達國家也加入到這一行列中來，干預的力度和頻率都有很大的提高，干預的方式也更為激進和多樣化。今年以來，為了遏制日元的過度升值，日本央行分別在3月、8月和11月對外匯市場進行大規模干預。9月份，面對瑞士法郎的無序升值，瑞士直接對匯率設限，將歐元對瑞士法郎的下限設在1.20，并承諾無限制地買進外匯。盡管美國一直鼓吹浮動匯率，但是美財長蓋特納也明確表示要經常運用口頭干預引導外匯市場。

　　匯率管理現在面臨尷尬的境地。首先是匯率管理越來越多，越來越必要，但依然面臨著合法性的問題。盡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協定中明確寫明各國可以自行選擇匯率安排，但是沒有對匯率管理作出明確規定，即使合理的匯率管理也可能被貼上匯率操縱的標簽，從而受到他國的指責、非難甚至恐嚇。

　　10月份美國參議院通過的《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就直接威脅，如果一國貨幣被美國認定匯率存在根本性失衡，美國財政部就可以和美聯儲一起在國際貨幣市場上對該國貨幣采取補救性干預。確實，美國具備自主決定美元匯率甚至操縱其他國家貨幣匯率的能力，這也是當前國際貨幣匯率領域混亂的重要根源。一旦這種依據美國偏好所進行的干預發生，必然引起其他國家的反應，貨幣戰、匯率戰爆發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其次是管理的有效性問題�，F在全球每天的外匯交易量高達4萬億美元，交易背后是無聲的巨量資本流動。面對強大的市場力量，單憑一個國家顯然勢單力薄，政府干預市場的難度增加，匯率管理的有效性也大打折扣。

　　有必要改革現行國際匯率制度安排

　　為了避免進一步的混亂，需要改革現行國際匯率制度安排。

　　首先要在國際社會就匯率管理的必要性達成共識，承認匯率管理的合理性。其次是明確界定匯率管理的邊界，包括匯率管理的范圍、條件、方式和方法。再次是建立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匯率穩定機制，尤其是主要國際貨幣發行國貨幣之間的匯率穩定機制。這也是最關鍵最核心的一步。盡管目前危機還主要在發達國家，但如果未來新興市場國家出現危機，對貨幣投機性沖擊必然是重要的因素。正如曾任美聯儲主席的沃爾克所言：如果沒有主要發達國家貨幣匯率的穩定，新興市場國家的危機就不可避免。

　　改革的必要性不等于改革的可行性。作為現行匯率制度安排的既得利益者，國際金融巨頭和一些大國的阻擾必然使得任何觸及利益的改革都難以落實，但這并不意味著無所事事。

　　首先需要加強國際匯率政策協調，實現匯率的相對穩定。其次是在外匯市場引入金融交易稅，抑制匯率的過度波動。征收外匯交易稅可能會損失市場效率，這也是其遭致反對的能拿到臺面上來的理由，但是由此帶來的市場穩定能顯著提高經濟福利，關鍵是確定合理的稅率水平，以及在全球范圍內主要國家統一征收。

　　在中國銀行(微博)間外匯市場上，外匯交易需要交納手續費，費率也隨著市場的發展不斷調整，對抑制人民幣匯率過度波動起到了重要作用。這種實踐值得研究和推廣。(作者丁志杰(微博)系對外經貿大學金融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