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理事和副所長 向松祚

　　眾所周知，艾滋病的HIV病毒是一種能攻擊人體免疫系統的病毒，破壞人的免疫平衡，使人體成為各種疾病的載體。

　　人體是一個復雜的動態演化體系，人類經濟體系和金融體系也是一個復雜的動態演化體系。如果說“艾滋病”已經成為威脅人類生存最危險的致命疾病之一，那么，人類經濟體系和金融體系也同樣患上了一種致命的“艾滋病”，一種“金融艾滋病”——源自1971年8月15日的浮動匯率體系。

　　2007~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改革和重建國際貨幣體系之呼聲響徹云霄，卻始終是雷聲大雨點小。基本原因就是美國不愿意承認浮動匯率體系是全球金融體系的致命疾病，不愿意采取措施穩定全球匯率體系，因為至少短期內，浮動匯率對美國極其有利，能夠更好地為美國利益服務。盡管長期來看，匯率動蕩必然削弱美國經濟，然而政治家總是眼光短淺，沒有人愿意去思考長遠的重大問題。

　　另一個主要原因是，全世界的經濟學者至今沒有深刻理解浮動匯率的運行機制，沒有真正理解浮動匯率為什么是導致全球失衡的根本原因。

　　2010年12月10～11日，法國人馬克烏贊領導的“重建布雷頓森林體系委員會”隆重其事，在巴黎舉行一個大型會議，主題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舊的爭論和新的論戰》。兩天緊張的會議辯論取得了什么結論呢？沒有！這當然在意料之中。各國觀察分析國際貨幣體系的視角非常不同，利益分歧非常大，達成共識比登天還難。然而，多次參加類似的國際會議，我卻得到一個非常強烈的觀感和結論，那就是全球有識之士都看到了當代國際貨幣體系最本質的內在矛盾——各國都希望本國金融體系穩定有序，與國際資本流動和匯率動蕩不安之間的深刻矛盾。所有其他的國際金融問題，皆源自此一基本矛盾。

　　從巴黎回北京的飛機上，我首次想到用“艾滋病”來比喻國際金融體系的基本矛盾和深刻缺陷。是的，如果從歷史的視角去看一看過去40年浮動匯率時代全球經濟的各種指標，我們就不得不承認：浮動匯率的確已經成為全球金融經濟體系致命的“金融艾滋病”。

　　英國經濟學者斯基德爾斯基在《凱恩斯：大師歸來》一書中，將戰后歷史分為布雷頓森林時期 (1951~1980年)和“華盛頓共識時期”亦即浮動匯率時期(1980~2007年)，綜合分析了多個機構的數據，對比了兩個時期的真實經濟增長速度、失業率、匯率動蕩幅度、收入分配公平度。得出的結論非常明確而驚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固定匯率時代，人類享受到更快的真實經濟增長、更低的失業率、更公平的收入分配和很少的匯率動蕩。華盛頓共識或浮動匯率時代則恰好相反！”

　　斯基德爾斯基得出的結論，與許多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完全一致。蒙代爾、麥金龍及其眾多弟子近半個世紀的研究，一致認為浮動匯率是人類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之大敵；經濟史學家麥迪遜數十年的統計分析證明，浮動匯率時代的真實經濟增長，遠遠比不上固定匯率時代。

　　筆者曾經將過去40年來國際貨幣體系對人類經濟的深刻影響，概括為“七宗罪”：史無前例的通貨膨脹；頻繁發生的金融危機；急劇下降的經濟增長；不斷惡化的全球失衡；美元本位制和浮動匯率推動的金融自由化讓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陷入困境；美元超級霸權和超級利益不斷強化；純粹美元本位制和浮動匯率加劇了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對稱性和不公正性，世界幾乎所有國家皆經歷了反復的“資產泡沫—泡沫破滅周期”，全球經濟總體呈現嚴重的泡沫化趨向。

　　“七宗罪”的核心則是純粹美元本位制和浮動匯率體系。須知1970年以來全球基礎貨幣或國際儲備貨幣從380億美元激增到超過9萬億美元，增速超過200倍，而真實經濟增長不過5倍。要不是上世紀80年代之后，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紛紛加入世界競爭，為全球提供廉價產品，西方發達國家的通貨膨脹至少是今天的數倍。貨幣的泛濫導致信用的泛濫，信用的泛濫導致高杠桿經營的泛濫，貨幣泡沫、信用泡沫、資產價格泡沫越吹越大，勢不可擋，終于釀成全球金融海嘯。可悲的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竟然還是希望再次用貨幣泡沫和匯率貶值來刺激真實經濟復蘇。

　　據說，科學家將在未來10～15年內攻克人體“艾滋病”。全球政治家和經濟學者有望在同一時期攻克經濟金融體系的“艾滋病”嗎？只有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