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王曉薇 北京報道

　　“異常緩慢。”這是2010年12月19日，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在接受美國公共電視臺訪談時，給出的人民幣升值速度評語。

　　在年末終于消停下來的貨幣戰，正在美國國會里再度醞釀，但人們或許已經不再驚奇。后危機時代的貨幣，注定如同時而躁動時而安靜的胎兒。

　　硝煙

　　匯率報告與二次匯改

　　1月27日，在自己的首次國情咨文中，美國總統奧巴馬宣布“在2015年以前讓美國出口提高一倍”。聲音剛落，世界最大的出口商中國就被推到了風口浪尖之上。美國學、商、府、院形成統一戰線。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美國學者、以美國最大工會組織勞聯產聯(AFL-CLO)為首的美國商界提出了人民幣匯率被低估40%一說，要求對中國貿易實施制裁。3月11日，奧巴馬第一次以總統身份越界點評人民幣匯率，提出“中國應進一步向市場為導向的匯率機制過渡”。3月15日，130名超過三分一人數的眾議院兩黨議員聯名致信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和商務部長駱家輝，要求給中國貼上“匯率操縱國”的標簽。3月16日，美國紐約州參議員查爾斯·舒默公布了升級版“舒默法案”，并同時啟動立法程序。議案要求美國財政部每年兩次向國會提交一份“依據客觀標準確認的，存在根本性匯率偏差的貨幣”名單，并對其采取“優先行動”。

　　空氣中的火藥濃度一點即燃。當市場正在屏氣觀戰時，卻發現這一切只不過是硝煙。在匯率問題之下，美國還有更重要的事情——在核不擴散問題上尋求47國領導人的理解，當中自然包括中國。4月1日，中國確認胡錦濤將出席核安全峰會，4月2日，奧巴馬與胡錦濤進行了1個小時的電話交談，4月3日，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宣布，美國政府推遲原定于4月15日發布的匯率報告。人民幣匯率問題成為了4月12日核峰會的“編外”話題。在胡錦濤以“中方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方向堅定不移”，但是“尤其不會在外部壓力下加以推進”的表態下，人民幣升值預期被延后。7月，這個中國匯改的標志性時間點成為了市場押注的目標。

　　匯率就是一場誰比誰意外的游戲。6月19日，周六，中國人民銀行在其網站上發表了“千字文”宣布重啟匯改。6月21日，央行以美元對人民幣1:6.8275的中間價，波幅0.46%，創下2005年7月匯改以來最大波動的實際行動對央行的匯改聲明作出了解釋，然而這并不是聲明的全部解釋，單邊升值已經成為了人民幣匯改的過去，在匯改啟動第一周里的“一波三折”才是中國“靈活、彈性的雙向波動”匯改方針的全部體現。在第一天人民幣創下漲幅新高后，第二天央行對人民幣匯率采取“高舉高打”，將波幅減小約三分之一，僅僅為0.18%，第三天，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出現回調。“這次匯率調整讓市場了解了中國政府對可控、漸進、靈活匯率政策的掌控能力，彈性將是也必須是人民幣匯率未來的趨勢。”中國外匯投資研究院院長譚雅玲在接受《華夏時報》記者采訪時對中國的此次匯改作出了總結。

　　7月15日，財政部在匯率報告中宣布，中國非匯率操縱國。

　　戰事

　　中期選舉與多邊博弈

　　人民幣的升值并沒有給美國帶來預期中的出口增長和就業崗位增加，連續三個月的失業率不斷攀升，讓即將要在11月2日面臨中期選舉的美國政府必須再做些什么來贏得信任？9月16-17日，國會在兩天時間內連開三場聽證會討論對人民幣匯率采取反補貼懲罰；20日，奧巴馬再次發聲對人民幣匯率升值幅度進行指責；29日，美國眾議院通過了《匯率改革促進公平貿易法》，在對人民幣咄咄相逼的背后卻是美國政府希望通過弱化美元恢復經濟意圖。美國對美元霸權的連續使用，最終讓中美之間的匯率博弈轉向多邊。

　　9月15日，在剛剛擊敗民主黨前干事長小澤一郎獲取連任后僅一天，菅直人政府即對不斷飆升至15年新高的日元對美元匯率進行了干預。日本政府6年來的再次干預匯市將一直處于硝煙彌漫中的貨幣戰爭轉入了“實彈演練”。兩大陣營開始站隊。作為G7伙伴，美、英、加拿大等國政府都拒絕對日本干預匯市發表看法，而歐盟和亞洲卻站在了另一邊，歐元區集團主席容克連續兩次對此提出批評，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和韓國的政策制定者都表示他們也有可能會向日本學習干預匯市。在本幣雷亞爾對美元升值25%后，巴西財長曼特加發出了一場“國際貨幣戰爭”已經爆發的警告。

　　進入10月，國際貨幣亂戰升級，10月5日，日本央行將利率目標從0.1%調降至0-0.1%區間，并表示不排除擴大用以購買資產的5萬億日元資金池的規模，同天澳洲央行卻意外加息。在日本央行的實際行動和美聯儲的再次量化寬松預期下，新興市場的匯率壓力已經轉變為流動性泛濫帶來的輸入性通脹，新興市場開始擰緊閥門。18日，巴西上調了固定收益證券中的外國投資稅，19日，中國央行在時隔3年后重啟加息工具，上調利率0.25%。

　　多邊匯率博弈反而轉移了集中在人民幣身上的焦點，10月15日，蓋特納表示延期匯率報告。

　　中局

　　QE2與G2

　　希望借助多邊場合倒逼人民幣升值的意圖失效后，雙邊問題雙邊解決再次成為中美共識。10月24日，當G20財長會議在韓國慶州商談施壓人民幣未果后，蓋特納突然飛抵中國青島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在機場舉行了會晤。此后3天，美國國務卿希拉里也在自己為期13天的亞太行程中新添了中國海南。在中美雙方逐步回歸G2協商模式之外，11月3日，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再次叩響的“量化寬松”扳機也讓美國在國際會晤中處于了孤立的位置。

　　11月18日，首爾G20峰會召開。擴大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投票權成為了G20公報中最亮眼的成果。12月16日，IMF表示，其理事會已經通過了改革決議，將有超過6%的投票份額從代表權過多的國家轉移至過少的國家。改革過后，中國在IMF的投票權將升至第三位。在QE2已成既定事實，及人民幣匯率彈性機制形成之時，貨幣戰爭陷入中局。

　　展望

　　人民幣持穩最有利

　　“在2010年的中美博弈中，當美國希望在多邊場合施壓中國時，就會側重波及較多的貨幣問題，當美國希望在雙邊場合談判時，就會側重對象較固定的貿易問題。”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鳳英在接受《華夏時報》記者采訪時說，“貨幣和貿易已經成為了美國對中國施壓的兩個慣用手段。在2011年以至2012年美國大選之前這兩個手段的輪替使用將成為世界經濟的常態。”

　　譚雅玲也為2011年人民幣的策略給出了建議。“我們應該吸取在2010年中獲取的經驗，對自己的趨勢要有更主動的認知。伴隨市場情況即時作出波動變化，漲跌互現才是一國貨幣匯率應有的走勢。我們不主動折騰，但是人民幣不要怕折騰。”譚雅玲說。

　　借由人民幣升值緩解國內通脹在專家看來也近乎是一條“死路”。“用升值沖抵通脹是自由化貨幣才符合的規律，人民幣不能勝任這一任務。人民幣沒有國際化的地位卻有著不能公開的外儲的角色，人民幣已經超過了本幣意義，升值只能刺激更多的輸入性通脹生成。”譚雅玲認為，“在人民幣匯改的5年里，人民幣升值通脹也在上升，只有在人民幣持穩的一年里，通脹壓力才最小。”“3%的確是我認為的人民幣升值上限，在2011年，當貨幣的周期、規律、需求都投向貶值時，人民幣就應該適時地走弱。”譚雅玲說。

　　奧巴馬政府剛剛通過的減稅政策，也為2011年美國的QE成癮發作提供了緩沖。專家都認同，在2011年6月QE2結束之前，美國不會再次采取QE3。“這為中國調整自己的匯率機制留下了空間，我們應該利用這個時間更好地解決人民幣國際化途徑中的最大障礙——人民幣自由兌換問題。”陳鳳英說，“一籃子貨幣的配置、人民幣可兌換問題的解決、匯率制度的完善這些都是中國抵御美國施壓時所要使用的武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貨幣戰爭進入常態，也許正是厲兵秣馬的好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