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2010年年度會議將于10日在華盛頓落下帷幕，一場所謂“貨幣戰(zhàn)爭”的硝煙隨之而起。在西方媒體聚焦放大之下，各國近期穩(wěn)定幣值之舉似乎吹響沖鋒號，國際市場的匯率波動則好似狼煙滾滾，“戰(zhàn)爭”一觸即發(fā)。然而，從匯率問題到貿易和經濟發(fā)展模式，從發(fā)達國家到新興經濟體，這場戰(zhàn)爭既沒有明確的戰(zhàn)場也沒有清晰的敵我。所謂的“貨幣戰(zhàn)爭”更像一團迷霧，籠罩在世界經濟復蘇的地平線上，模糊了其中的利益糾纏。

　　硝煙四起

　　有關“貨幣戰(zhàn)爭”的言論并非一夜之間成為熱門話題，而是隨著國際市場匯率變化漸成氣候。當IMF和世行年會在華盛頓舉行之時，美元對歐元匯率已經跌至8個月以來最低，美元對日元匯率一度跌至15年最低。在新興經濟體國家，隨著本幣對美元持續(xù)升值，各國不但嚴防熱錢涌入，還面臨出口下滑、經濟增長減速的難題。這樣的背景下，不少政府紛紛出招穩(wěn)定匯率，一時間“貨幣戰(zhàn)爭”硝煙四起。

　　巴西政府4日宣布，增加針對外國投資者在巴西固定收益投資的金融操作稅，稅率從2%增加到4%。巴西財政部長吉多·曼特加解釋，提高此項稅收旨在維持巴西貨幣雷亞爾幣值穩(wěn)定。今年以來，隨著巴西經濟穩(wěn)步恢復增長，進入巴西的美元資本持續(xù)增加。盡管巴西中央銀行每日兩次入市購買美元以阻止雷亞爾的升值趨勢，但雷亞爾幣值近來持續(xù)升值，對美元匯率再次回升到2008年9月金融危機爆發(fā)前的水平。穩(wěn)定的雷亞爾幣值對于正走出金融危機陰影的巴西經濟至關重要。曼特加說：“美元對雷亞爾匯率走低將影響我們的出口。”

　　巴西宣布提高針對外國投資者有關稅收第二天，韓國政府也表示，為防止外資流入過度沖擊韓元幣值，考慮加強監(jiān)管外匯金融衍生產品。為減緩韓元升值壓力，韓國在9月大量買入美元，但韓元對美元匯率仍持續(xù)走高，一度創(chuàng)下5個月以來最高紀錄。韓國企劃財政部長官尹增鉉表示，鑒于匯市近期可能會大幅波動，政府準備必要時候采取干預措施。

　　迫于美元持續(xù)貶值的壓力，日本政府和央行今年9月15日在東京外匯市場拋售日元買進美元，6年來首次直接干預日元匯率。此外，日本中央銀行——日本銀行5日宣布下調銀行間無擔保隔夜拆借利率到零至0.1%，開始實施包括零利率政策在內的綜合寬松金融政策。盡管日本政府和央行多管齊下，但仍然難以逆轉日元對美元的升值趨勢。

　　美元因素

　　在“貨幣戰(zhàn)爭”的喧囂背后，美元因素不可忽略。美元匯率看似毫無規(guī)律的波動其實與美國經濟的運行節(jié)拍和美國政府出臺的經濟刺激計劃息息相關。自2008年9月金融危機暴發(fā)至2009年3月，美元持續(xù)升值，吸引資金回流救助美國經濟。一旦度過金融危機的最危險關頭，美元自2009年3月又開始持續(xù)貶值，目的在于刺激出口推動經濟復蘇，直至2009年底歐債危機大起波瀾，美元才開始相對走強。今年8月歐債危機明顯緩解后，美元又開始新一輪的貶值潮。

　　美國不一定直接干預匯率，但由于美元是首要國際儲備貨幣，美國可以通過更多樣而隱蔽的方式操縱匯率市場，例如通過美國國債交易影響市場利率和貨幣供應，或者通過壓低基準利率影響美元匯率水平。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施蒂格利茨認為，美國試圖以寬松的財政政策挽救本國經濟，卻嚴重擾亂國際匯率市場。他說：“這對美國經濟無濟于事，卻在世界各地制造混亂。”當美國財政部長蒂莫西·蓋特納在IMF和世行年會上指責其他國家干預匯率之時，美聯儲的貨幣政策走向正影響著國際外匯市場，美國才是“貨幣戰(zhàn)爭”的始作俑者。美國勞工部公布美國9月份就業(yè)數據之后，受市場預期美聯儲可能出臺新一輪刺激經濟措施影響，8日紐約外匯市場上美元對日元匯率創(chuàng)出15年新低。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鳳英認為，放眼全球市場，“既有控制力和影響力又有霸權意識的貨幣仍然只有美元，真正能夠操縱匯率的國家只有美國”。在美國設計的金融怪圈中，美國的貿易逆差造成其他國家外匯增加，進而促進多余外匯投資美國金融市場，獲得資金的美國金融機構和企業(yè)因此累積資本，得以投資并控制其他國家的金融、企業(yè)和資源。隨著美元在國際市場和美國之間的循環(huán)，美國在累積財富的同時向他國“推銷”美元紙幣，令全世界共擔美元相對實物貶值或美元資產縮水的風險。

　　因貨幣之名

　　在路透社7日報道看來，日本和巴西、韓國穩(wěn)定幣值的政策充分體現了“貨幣戰(zhàn)爭”的應有特征，即一方是動用寬松貨幣政策維持本幣貶值的發(fā)達國家，另一方則是干預本幣匯率以狙擊熱錢進入的新興經濟體國家。在這因貨幣之名而起的戰(zhàn)爭中，戰(zhàn)場早就蔓延到幣值和匯率的界線以外，戰(zhàn)火因為經濟發(fā)展不平衡越燒越烈。

　　IMF預測全球經濟2010年將增長4.8%，基本走出2008年9月金融危機爆發(fā)以來的低谷。同時，IMF總裁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警告說：“雖然重新回到增長，但我們都知道這是如此脆弱而不均衡。”金融危機之后，發(fā)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的差距仍未縮減。發(fā)達國家經濟仍然難以擺脫需求減退、增長停滯的困境，新興經濟體經濟則將繼續(xù)為全球增長提供動力。英國周刊《經濟學家》提供的數據顯示，計入購買力差異，10年前發(fā)達國家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超過三分之二，如今所占份額已經跌到一半，預計未來十年內將跌至40%。IMF7日公布的數據預測，發(fā)展中國家經濟明年將以3倍于發(fā)達國家的速度增長。

　　反映在貨幣政策上，發(fā)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差距體現為雙方在匯率問題上的爭執(zhí)不下。當以美國為首的發(fā)達國家試圖通過低利率甚至零利率等寬松的財政政策促進經濟增長時，持續(xù)貶值的美元勢必造成全球范圍內的資本泛濫。這樣一來，經濟持續(xù)增長、能確保回報的新興經濟體必然成為國際熱錢的投資首選。高盛公司經濟學家羅賓·布魯克斯的調查結果顯示，如今流入20個主要新興經濟體國家的國際游資無論速度和規(guī)模均超過金融危機爆發(fā)之前。據布魯克斯估計，2009年4月至今年6月，國際凈資產以年均5750億美元的規(guī)模進入上述20個新興經濟體國家。相比之下，2008年9月以前的兩年內，進入新興經濟體的國際凈資產年均流入量不過4810億美元。其中，亞洲國家吸引的國際游資數額最多，2010年上半年進入新興經濟體的國際游資78.6%都流向亞洲國家，對這些國家貨幣構成升值壓力、埋下通貨膨脹隱患。

　　在全球經濟復蘇的大背景之下，匯率爭端因為關系到各國經濟能否盡早擺脫金融危機陰影而更加難以化解。“全球經濟目前正掙扎走出一場深度衰退，大家都想通過增加出口實現增長，我們因此將面臨更多因貨幣和貿易而起的爭端，”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馬丁·史密斯商業(yè)經濟學院經濟學教授孫成元(音)如是預言。

　　誰的戰(zhàn)爭？

　　盡管承認近來匯率市場的異動符合“貨幣即武器”的比喻，IMF總裁斯特勞斯－卡恩卻避免使用“貨幣戰(zhàn)爭”這樣的詞匯。他在8日的新聞發(fā)布會上坦言，自己不喜歡如此“尚武”之說，因為以貨幣為武器“肯定無益于全球經濟”。在所謂的“貨幣戰(zhàn)爭”中，對匯率問題爭執(zhí)不下的世界各國身處同一戰(zhàn)壕，共同面對世界經濟復蘇的嚴峻挑戰(zhàn)。

　　盡力回避使用“貨幣戰(zhàn)爭”同時，斯特勞斯－卡恩更愿意談談全球攜手實現經濟復蘇的意義所在：“我們相聚在這個關鍵時刻，面對那難以預測的未來”。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也難以認同“貨幣戰(zhàn)爭”的言論，認為各國政府當前有關匯率問題的爭執(zhí)將打擊投資者信心，不利于私營部門參與到世界經濟復蘇之中。與鼓吹“貨幣戰(zhàn)爭”的論調相反，佐利克呼吁通過國際合作解決問題。“如果真有需要國際合作的時刻，那就是現在，”他說。

　　有關“貨幣戰(zhàn)爭”的喧囂出現在世界經濟初見起色之時，印證了IMF關于全球經濟復蘇脆弱性的擔憂，同時考驗著歷經金融危機洗禮之后的國際經濟合作體系。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正是得益于國際合作，世界經濟才沒有被兩年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徹底摧垮，如今世界經濟剛剛開始復蘇，各國卻因為匯率問題打起了“貨幣戰(zhàn)爭”。正如匯率波動絕非簡單的幣值問題，而源自發(fā)展模式等更深層的經濟話題。在斯特勞斯－卡恩看來，威脅世界經濟復蘇的并非所謂的“貨幣戰(zhàn)爭”，而是在其中遭到消散、瓦解的國際合作精神。“這種勢頭雖然沒有消失，但在減弱，這才是威脅所在，”他說：“每人都應牢記，全球危機沒有國內解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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