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綱：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30多年來，中國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經濟發展的奇跡。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實現了轉軌。有些觀察家認為，這個不市場化了，那個改革滯后了，但是，從1994年到現在，中國維持了高增長，而且自1994年那輪通貨膨脹以后，沒有出現過太高的通貨膨脹。

　　綜合看，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應當是接近最優的。我們走走停停，可能有些人認為，匯改稍微慢了一些，這個問題可以討論和反思。但是，應該說，宏觀政策總體上還是非常成功的。

　　胡舒立：那為什么要選擇現在這個時機來恢復匯率的彈性呢？主要是由于這個時段風險比較小，還是認為外部壓力變得更大呢？

　　易綱：中國做出這個決定，主要是基于國內的考慮，自主做出了決定。我剛才說了，全球金融危機使得匯率穩定了一段時間。實際上，現在危機也還不可以說完全過去了，比如，今年又發生了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但是，總體來講，形勢比危機高潮時好多了。一方面，危機在消退，另一方面，去年增長率又調高了，從8.7%調到9.1%了。對美國、歐洲和日本經濟的預測大多也認為，2010年是復蘇之年。綜合國內和國際的情況，從中國的角度來考慮，我覺得現在恢復這個彈性，條件是成熟的。

　　胡舒立：但是，怎么評價匯率改革在外部失衡中的作用呢？

　　易綱：國外的學者是從他們的框架來分析的，認為匯率對再平衡，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其實歷史表明，匯率確實很重要，但是它不是一個決定性變量。回顧日本和德國的歷史，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日元和德國馬克在上世紀70年代、80年代的升值，并沒有導致日本和德國的順差馬上消失。這一點對中國的情況也適用。但是這個問題最難的一個回答，是反過來問，假如匯率升值也還無法調整中國的順差，那么，升值不是只占便宜不吃虧嗎？你想，如果我升值了，我買你什么都便宜了，結果我自己的順差還沒調下去，那不是你升值就只占便宜不吃虧了嗎？這個問題更難回答。

　　怎樣才能成為“游戲規則”的制定者？

　　胡舒立：中國能否成為“游戲規則”的制定者？

　　易綱：這是一個大問題。我們常說，要參與國際游戲規則的制定。所謂國際貨幣體系，誰是游戲規則的制定者呢？顯然是美國等主要發達國家。那么，它為什么是游戲規則制定者呢？是因為美元等市場是開放的，是世界金融市場的主市場。那么，在這些市場上，不論股票，還是債券，市場的游戲規則制定者當然是美歐等國當局。我們為什么不能當游戲規則制定者？如果中國的市場開放，只要人家進了中國的市場，那中國貨幣當局和監管當局當然是游戲規則制定者，這是毫無爭議的。

　　胡舒立：我最近采訪俄羅斯第一副總理舒瓦洛夫，他認為人民幣遲早要成為儲備貨幣，而盧布最多成為區域性貨幣。你怎么看？

　　易綱：我們自己可不能覺得中國了不得了，忘乎所以，這是非常有害的。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要有自知之明。

　　胡舒立：那人民幣有沒有可能成為儲備貨幣呢？世界有沒有這種需求呢？

　　易綱：這種說法，有一半是給中國戴高帽，有一半也反映了他們的一種預測。我們要謙虛謹慎，還是要韜光養晦。如果別人選擇人民幣作儲備貨幣，我們也不阻撓，這是市場需求。但是，我們不去使勁地推動，我覺得這是一種最好地、最優地選擇。千萬不要人家一給戴高帽，就覺得人民幣真的離儲備貨幣很近，其實差得很遠。

　　胡舒立：一種貨幣成為儲備貨幣是市場自然的選擇結果呢？還是需要政府來一錘定音，還是二者互相推動？

　　易綱：一種貨幣成為儲備貨幣，首先是憑借所在國家或國家聯盟的經濟實力；其次是其文化凝聚力和感召力；第三，是政治和軍事的實力。

　　經濟實力是第一。文化是第二，文化的感召力是非常重要的，你的核心價值觀，能不能被廣大的國家和地區接受。真正的儲備貨幣，一定是在全世界相對而言，其背后的文化和價值觀是有影響力的。

　　不要低估歐美修復能力

　　胡舒立：前兩年，金融危機比較深重的時候，外界，包括中國有些人，對美國過分看空，然后對歐元過分看好。然后，這次歐洲債務危機表明，“老歐洲”也不值得唱多。以前，投資者對美國的問題估計不足，現在又似乎把美國看得太空了。

　　易綱：我只談談中國的外匯儲備投資。我們堅持外匯儲備多元化、分散化，指的是幣種和資產兩個層次。幣種上，就是在美元、歐元、日元、英鎊、新興國家貨幣等，都要有分散化投資。在決定投資某個幣種后，接下來就要決定在這個幣種上，是買債券，還是買其他資產，就是說，在資產上也要分散化。回到你剛才提出的問題，我們并沒有一會特別看空美元、一會特別看空歐元。我們這么大個盤子，也不可能在很短時間內做出調整。我們堅持分散化原則，實際上是一個資產配置原則。

　　這一資產配置原則又是根據什么決定的呢？是參考中國的實體經濟定的，按中國貿易的比例，然后是FDI的比例，還有一個因素是結算的比例。

　　胡舒立：中國外匯儲備以往很少評論具體投資，但近期就“兩房”問題連續表態，“兩房”為什么這么重要？

　　易綱：“兩房”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在美國房地產市場中起著關鍵的作用，而且對金融市場穩定至關重要。次貸危機爆發初期，美國政府還依賴這兩家機構緩解危機，隨著危機深化兩家機構也出現了問題，美國政府隨后接管了“兩房”，目前財政部已擁有“兩房”約80%的股份，是最大股東。此次“兩房”根據交易所相關規定退市，但對“兩房”的債券未造成負面影響。近期外匯局的回應是希望幫助大家理解外匯儲備資產是安全的，管理是有效的。

　　胡舒立：金融危機發生之后，歐洲、美國做了一些調整、修復，你怎么看待它們的修復能力？

　　易綱：他們的修復能力是很強的，我們千萬不要低估了美國和歐洲。美國通過的金融監管改革法案，是繼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和克林頓總統簽署的現代金融服務法案后的又一個里程碑，這是對過去幾十年的歷史，特別是這輪金融危機的反思。這個法案，再加上英國最近新的金融監管框架的路線圖，還有G20指導下的金融穩定理事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巴塞爾委員會、國際清算銀行，制定出了一系列金融監管標準，構成了未來十年，甚至更長時間內全世界金融監管標準和監管框架。在這種監管框架下，他們的修復能力是比較強的，修復速度是比較快的。

　　對國際金融監管框架的建立，歐洲人也做出了很多貢獻。當然，在美國監管改革法案通過后，美國人走在了前頭。

　　胡舒立：最近，我跟高盛副主席邁克？埃文斯談了一下。他說，高盛準備調整其策略。原來，整個華爾街對美國金融法案還比較抵制。他說高盛要調整定位，擁護金融改革。第二，已經成立了商業標準委員會(Business Standards Committee)，通過調查和反思，最終提出改變高盛商業行為的具體措施。在談到與美國證監會的官司時，他也說，盡管這個個案有政治因素，我們必須承認自己有過失。聽他的口氣，有可能和解，但他強調和解不意味著結束，高盛還是要調整商業行為。不過從另一方面說，現在美國各方對金融改革法案評價這么高，為什么推得還這么難呢？共和黨為什么強烈反對？

　　易綱：推動難，主要是因為利益。這個法案中一些傷害投資銀行、商業銀行利益的一些條款，已經磨得平和了許多，做了一些妥協。總的來講，我覺得這個法案是比較正面的，為什么呢？迅速地出臺這個法案，比懸而不決好得多。懸而不決就是不確定性，這個法案一出臺，等于靴子落地了，市場上預期就穩定了，市場就可以正常運作了。

　　以平和心態看待中國經濟增長

　　胡舒立：我還想問一下宏觀這塊，你現在覺得全球經濟“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大不大？

　　易綱：簡單地回答，我認為“二次探底”的可能比較小。但是，準確的解釋取決于如何定義“二次探底”。今年美國經濟增長在2.5%—3.5%之間是比較靠譜的，日本今年應該是正增長，甚至比2%還要高一點。歐洲可能在0.5%—1.5%。這樣的結果肯定稱不上“二次探底”。當然美國的房地產和就業情況不好，還存在許多不確定性。

　　胡舒立：現在，中國經濟有沒有可能掉下來？上半年是11.1%。

　　易綱：中國經濟增長全年可達9%以上，這應當說是相當高的增長了。高增長也是一個情結。現在，我希望多輸入一些平和的心態。這樣，能夠使得中國的經濟增長期持續得更長一些。中國實際上現在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了。經濟基數越來越大，增長率肯定應該逐步慢下來，這是第一點。第二點，環境的約束已經到了空前緊張的時候了。地下水、空氣、碳排放，等等。還有一個就是資源的約束，包括能源的進口。按照人類經濟增長的規律來講，今后中國經濟增長肯定會逐步放慢一些的。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年均GDP增長率在9.5%以上，新世紀的頭十年，我國增長率已經超過10%了。第二個十年，如果平均增長率在7%—8%的話，我覺得就是很高的增長率，問題是我們能不能維持住這樣一個增長率。然后，我們還要看第三個十年，要能夠維持5%—6%的增長，那么，中國就實現了50年的快速增長。這在人類歷史上是沒有過的。

　　中國經濟的問題是增長的質量，這就是我們為什么現在要調結構、要轉變發展方式，其真正含義都是在提高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應該把自己的心態調得更加平和一點。(來源：外管局網站)

　　(責任編輯：張少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