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堅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

　　國家主席胡錦濤24日在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幕式致辭中表示，中國將繼續按照主動性、可控性、漸進性原則，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我們從相關的報道中可以看到，匯率已經不是這輪“對話”的核心議題。

　　資產泡沫比出口減少風險大

　　盡管從當前的世界經濟格局中看，希臘所帶來的國際金融市場震蕩，讓歐美發達國家要求人民幣匯改以緩解國內經濟壓力的迫切性發生了微妙變化，也就是說，如何確保中國經濟的發展勢頭，并從中爭取與中國更大的經濟合作(比如，美國正在積極推進與中國的能源合作計劃等)，來擺脫危機的做法要比打匯率戰和貿易戰更加重要。但是，中國政府依然利用世界關注的 “中美對話”平臺，再次鮮明地亮出自己既定的“后危機時代”發展戰略——即保持人民幣匯改節奏，爭取做到在經濟增長和就業水平不下滑的前提下，完成培育內需、提升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所需要的結構調整任務。因為從日本和韓國匯率制度的改革中可以看出，本幣的升值不僅沒有緩解日美、韓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狀況，反而帶來了自己本國經濟的空心化(企業外出投資)和資產泡沫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講，今天中國經濟已經出現了產業資本向金融資本轉化的過程中，貿然推進人民幣升值，更加可能會加速資產的泡沫現象，這一風險要比中國企業因人民幣匯率大幅增值所造成出口減少的風險更大。

　　當然，如果我們滿足于今天人民幣匯率所帶來的那點看似能保持企業價格競爭優勢的格局，而放慢結構調整速度的話，在當今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下，中國投資所帶來的要素成本增加(原油價格、鐵礦石價格的上漲)和要素市場的價格自由化，都會沖銷掉匯率的競爭優勢。最終，會讓我們的企業越來越認識到除匯率所帶來的“好處”外，還需要更多方面的競爭力，比如，技術、品牌、服務和人才等。同時，我們也會感受到在歐美經濟沒有出現實質性經濟復蘇時，匯率對增進出口的優勢會顯得很有限。如何打造中國國內市場的消費能力，不僅是出于經濟低迷的歐美國家所覬覦的結果，也是中國企業和廣大勞動者所期望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講，今天人民幣匯率的穩步改革，完全是在為中國經濟順利地進行結構調整創造良好的環境。

　　設法讓高收入者主動消費

　　具體而言，在現有的經濟發展階段，我們一方面要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以保證勞動者收入穩定和促進完全就業條件下工資與勞動生產率的同步增長，以此帶動中國社會大眾整體的消費需求。另一方面，我們要盡快解決有消費能力的社會階層的后顧之憂(養老、醫療、住房、教育等社會保障)，讓他們從生活質量的改善中去享受到消費所帶來的幸福和快樂。如果這方面沒有很好的起色，而僅僅通過人民幣匯率的調整來抑制出口，可能會出現幫倒忙的結果。至少人們會把社會的資源投向名義財富增長更為迅速的金融市場，而不是投向缺乏消費能力支撐的實體經濟。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在貧富分化較為嚴重的今天，由于我們的企業無法生產出中國高端收入階層的消費者所需要的 “精致”產品(或提供高質量、高品位的服務)，人民幣的升值反而加速了這批有消費能力、無后顧之憂的少數“富裕群體”走出國門，去尋找“外國貨”和“到位的服務”——慷慨地在外國市場消費，由此給外國社會留下了中國人今天普遍“有錢”或者說“這是人民幣增值才帶來的旺盛購買力效果”的誤解。

　　所以，今天的問題是如何提高中國企業核心競爭力，即使在中國高度開放的本土市場，也能夠和外國企業有一拼，從而爭取到中國有購買力的消費者的熱情光顧。最近，鼓勵民間資本投資的陽光政策，也是中國政府進行結構調整、為順利推行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改革做出的重大舉措。筆者認為，這種靠高收入階層主動地消費或投資所帶來的經濟增長模式，也是一個緩解貧富分化問題、實現“收入再分配”(財富向為高收入階層提供產品和服務的低收入階層轉移)的最佳方式。

　　匯率持續“剛性”有負面影響

　　我們不能否認，人民幣匯率持續的“剛性”特征對經濟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具體表現在貨幣和實體經濟的兩大方面：一是可能因為結構調整的緩慢，造成了中國經濟繼續依靠逐步復蘇的外部市場和由此增加的外商投資，于是，貿易順差和外資流入增加所帶來的外匯占款問題(通脹和資產泡沫問題)就變得越來越嚴重；二是流動性過剩更加可能引起投資過剩和低效率投資問題，由此更進一步惡化成本輸入型的通脹壓力。往往在這種狀態下，人們對人民幣增值的預期會更加劇烈，游資進場會更加明顯，因為誰都知道，外匯占款所引發的通脹和資產泡沫問題，只有通過匯率增值才能有所抑制。而結果是越來越多熱錢的進場，使得匯率增值的效果也有所減弱，宏觀調控的成本明顯增加。比如，要啟動更多的監管人員來控制熱錢的流入以提高匯改和貨幣緊縮政策的效果。另外，我們也要注意到由于人民幣匯率的剛性特征，我們的外匯儲備受到美元貶值和美國利率下調的影響將變得越來越大。

　　總之，中國政府應該珍惜今天人民幣升值壓力有所緩解的外部環境，加速改變和優化經濟增長的模式和制度改革的步伐，從而最大程度地降低今后人民幣匯率完全市場化給中國經濟和金融發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同時，也應該充分利用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的價格機制，來爭取在創造和管理中國財富過程中所需要的、靠“人民幣國際化”支撐的貨幣主導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