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洛華

　　陰謀論在中國的輿論中向來是很有市場的。從2002年開始，有關人民幣升值的討論就被陰謀論所籠罩。反對人民幣升值的觀點大都給讀者這樣一種印象：促使人民幣升值是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精心策劃的一場針對中國的陰謀。凡是外國人要我們升值的，肯定沒安好心，是為了害我們，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論據就是1985年迫使日元升值的廣場協議。

　　日元升值也許未必就是美國為了“乃伊組特”(周立波語)而下的藥，但是確實有些誤解需要澄清，否則大家心中始終有一種先入為主的想法，認為《廣場協議》導致日本被美國放了鴿子。

　　我2002年回國的時候，就提出讓人民幣加快與美元脫鉤，否則會被美元拖下水。當時一邊倒的輿論認為，人民幣升值就是中了美國人的圈套，國內的經濟學家們認定，如果人民幣升值，我們就會重蹈日本的覆轍。他們甚至還說，日本最近20年的經濟停滯和衰退莫不起因于廣場協議。

　　我沒有研究過貨幣史及其近現代條約對貨幣政策的影響，以我的唯物史觀基本認知，我相信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所以有必要探尋一下日本當時的內因條件。日本房地產價格當時已瘋狂到了“東京地產市場可以買下半個美國”的地步，在此情況下，日元升值就刺破了房地產泡沫。本來，如果日元繼續對美元保持低估的弱勢地位，日本國內的房價相對于這個低估的日元購買力來說，并沒有泡沫，但是一旦日元升值，導致市場對未來價值的判斷發生逆轉，大家預計日元的購買力增強，轉而使得日本房地產喪失投資價值。日本政府為了挽回當時糟糕的金融市場的局面而承擔了大量債務，導致目前日本政府的債務比其日本GDP還要高。而在這一切發生之前，日本看起來那么成功，那么有朝氣，這種轉變看似來自于匯率升值的后果，實則是日本長期實行盯住美元的貨幣政策，以致國內所有產業和投資人都不能單獨用日元對各項資產給出合理定價，而一旦這種匯率機制發生了變化，企業家和投資人均無所適從。

　　沒有透明公開的貨幣發行機制，匯率就是徒勞的；沒有市場化的匯率機制，利率也是徒勞的。因此，我相信，單純提高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對于抑制過快上漲的房價，可能作用不大。當前最大的問題，我認為不在于我們該如何抑制房價過快上漲，而是應為未來人民幣獨立于美元的發行機制做好各種準備，否則，我們真的可能遭遇到日本式的麻煩。

　　我不敢說2002年開始人民幣改革就是最好的時機，但看著周圍高漲的房價，逐步空置的寫字樓，越來越差的租金和投資收益比，我相信當時推行匯率體制改革的代價一定比現在小得多。我現在反而不那么強烈地展望和建議匯率變化了，因為在國內目前的房價水平上，在國內大多數銀行主要投放對象是房地產開發和按揭，大多數地方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來自房地產及其相關產業的情況下，改革人民幣匯率體制，將刺破多大的一個泡沫啊。我看到一份統計數字說，國內在建的寫字樓辦公面積相當于6800個迪拜最高塔，還有統計數據說，僅北京空置寫字樓面積就相當于德國前五大城市寫字樓面積的總和。

　　有人說我們現在政府的債務只有大約GDP的20%不到一點，有實力承受沖擊。拜托持這類看法的人醒醒酒再說話，日本政府當年如果不是為金融機構背包袱，而是效仿中國用央行“再貸款”的方式解決問題，想來不會有這么高的負債。如果我們推出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不能肯定我國銀行的不良貸款不會上升。屆時，除非央行再次動用“再貸款”，否則財政就會面臨高負債的危險。

　　回顧德國和日本在廣場協議后的表現，有人認為德國的經驗值得學習。我認為，德國如果有什么經驗的話，就是重視CPI指標，將其作為貨幣發行機制的依據，這后來深刻地影響了歐元的發行機制。世上發行貨幣有兩個最大的制約條件：防止錯誤的貨幣發行機制導致惡性通貨膨脹，防止落后的貨幣發行機制導致資產價格泡沫。德國走了前一條路，以控制通脹為主線；美國走了后一條路，但是任何人其實都無法事先知道哪些資產有泡沫，唯一的辦法就是執行華爾街創始者提出的“全過程、全對沖”原則，美國之所以惹出這么大的危機，就是因為他們在房地產還不能通過做空機制而獲知其融資成本時，就放開房地產貸款相關的交易。

　　因為產能過剩，至少在相當一段時間，我們無需過分擔心通脹的困擾。我建議，干脆反其道而行之，用更完善的資本市場來為人民幣市場化機制鋪平道路，加快資本市場各項制度建設，建立起我們自己的“全過程、全對沖”的框架，讓各項資產(包括大宗商品，權益類資產，政府及公司債券，按揭貸款等等)都能得到合理估值。然后，人民幣匯率改革水到渠成，那我們就不會有日本式的危機了。

　　(作者系上海建功思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副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