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曉蕾

　　全球的貿易保護主義勢頭正因主要經濟體深陷復蘇乏力而日見囂張，與此相呼應，種種有關人民幣升值的“預測”，最近又大熱。這類“預測”，主要來自一些海外機構。與上次不同，這次暫時還不是所有機構在聯手行動。

　　海外機構再次熱估人民幣升值，可能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中國經濟復蘇，國際套利資金希望人民幣像2005年至2007年那樣快速升值，以便通過NDF市場套利。升值“預測”有助于套利資金，按照上次的：預期——預測——升值——套利的模式的成功；第二，由于美元貶值，人民幣相對穩定，東盟和周邊國家的對華貿易下降，有的出現了逆差。有些機構就認為，應該通過人民幣升值來減少中國對東盟各國的出口，以避免這些國家對中國采取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第三，不排除其中一些機構敏感地意識到美國政府可能利用對華政策變化來穩定國內政治和經濟的套利機會，重新施壓人民幣升值可能是最直接的手段。

　　筆者認為，NDF市場上的套利預期，不應成為人民幣是否升值的政策根據。因為NDF市場上的套利資金既沒有人民幣需求，也不需要人民幣供給，最后割差還是用美元。與人民幣以供求關系為基礎的匯率機制相悖。所以，機構們根據套利資金的預期來“預測”人民幣匯率變化，并沒有太充分的道理。再說，人民幣是否采取升值的重大舉措，也不該以投機資本的意愿而轉移。

　　近期東盟各國的對華貿易下降確實與前期美元貶值有關。但是美元是在不斷變化的，前幾個月在貶值，現在又開始升值。東盟對華貿易由于匯率變化而影響的這一部分，可能在美元升值的過程中又發生逆轉。如果東盟各國希望貿易穩定，他們最期待應該不是人民幣升值，而是美元的穩定。如果以人民幣升值來回應中國最近與東盟之間貿易格局的變化，那當美元升值以后，人民幣是否該以貶值來回應與東盟的貿易新形勢呢？

　　東盟貿易遇到的麻煩，在短期內，不是人民幣匯率的問題，筆者以為，更值得注意的是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啟動。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動議在十年前，而十年后貿易區各國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比如中國。一些國家在短期內便可能調整不過來，自由貿易區的發展可能遭遇極大的困擾。但這不是通過人民幣升值可以解決的，而是需要各國政府更全面的協調和更有遠見的發展戰略。

　　筆者在此重申，以人民幣升值回應現在的貿易保護主義，不會解決問題。上次升值沒有解決貿易順差已經得到證明了。有人說那是因為20%升值幅度不夠，但是更高升值幅度，比如30%乃至40%，是否在可承受范圍之內呢？上次漸進升值的經歷告訴我們，這不僅不能解決貿易問題，還會帶來更多資本流入。

　　現在有建議一次性升值。但一次性升值升多少，才能符合投機性資本的預期從而停止大規模的套利博弈，同時又不會使出口企業受到不必要的傷害呢？這些都是非常復雜的實際的經濟問題，不是靠那種在大量的前提和條件假設下的模型計算，能作出決定的。

　　從短期來說，人民幣在壓力下升值，不利于推進邊貿和區域貿易中的人民幣清算結算；中長期來說，人民幣在壓力下升值有利于強化美元本位的地位，不利于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

　　至于暫時沒有參與升值“預測”的一些機構，相信在中國政府關于穩定匯率的表態沒有出現松動的任何跡象，對自身“預測”成真沒有足夠信心之前，不會再貿然做出升值“預測”。如果中國政府對于其他“預測”給予任何回應或某些暗示，排山倒海的升值“預測”必會卷土重來。

　　海外機構們的“預測”和未“預測”行為，說明兩個問題。首先，他們并非真對人民幣匯率有了什么合理判斷，更多是在幫助投機性資本利用美國對華政治氣候的變化，博弈中國的匯率政策而已。因此，中國的匯率政策絕不能受被利益驅動的博弈策略太多的影響。其次，投行是否“預測”升值，受中國匯率政策信號的左右，這倒是中國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政策具有“管理”的實力和權威的明證，中國通過穩定匯率的表態，對遏制短期投機性資本影響力已非常顯著，中國匯率政策完全可以發揮穩定中國經濟的作用。

　　爭取人民幣匯率穩定，最終是為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贏得空間。人民幣匯率真正與一籃子貨幣掛鉤，比如與特別提款權掛鉤，是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選擇。

　　(作者系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