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

　　朱镕基是個精明的人。雖然職位轉來轉去，一般的意見，是從1993年7月到2003年3月，他是中國經濟的舵手。表面看他是個計劃經濟者，也是個不相信市場的人。1995年我批評他處理通脹的方法，后來以文章及在電視公開道歉：他對，我錯。

　　我們不能以一個改革者的言論甚至行動來評價他的政績。他的成敗只能以效果衡量。這樣量度，朱先生可以拿滿分。看似權力欲強，但在他掌政時中央的權力是大幅下放了。不相信市場，但他在任時國內的市場變得那樣徹底地自由，就是崇尚新古典的經濟學者也會感動。你可以指責市場有假貨，但產品質量的急升大可與當年的日本一較高下，而市場的合約，無論產品的或勞工的，顯示著的自由其它地方難得一見。

　　1993年，中國的通貨膨脹加劇，人民幣暴跌。我在該年5月21日發表文章，說控制貨幣量不會有效，因為無法做到。我指出困難所在，是中國的銀行乃出糧機構，有權勢的人可以隨意“借”錢。于是建議，中國人民銀行要負起一間正規中央銀行的職責，不提供任何商業借貸。更重要的是：以權力借貸的行為要杜絕。

　　1993年7月1日，朱镕基接管人民銀行。掌此職僅兩年，但他創立了中國貨幣制度的架構，并一直監控著這一制度的運作，直到2003年3月從國務院總理的職位退休。1995年他把人民銀行轉為正規的中央銀行。他控制通脹的方法，是直接地約束借貸與消費，把人民幣與美元掛鉤。我當時對他的約束辦法有懷疑，但也認為可能是斬斷權力借貸的唯一辦法。受到弗里德曼的影響，我反對人民幣掛鉤而不浮動。

　　1983年香港的財政司考慮港元采用鈔票局的制度，讓港元與美元掛鉤，我參與了討論。英國的Charles Goodhart建議港元要下一個錨，而弗里德曼支持采用鈔票局。人民幣怎么辦呢？80年代后期出現不少困難，90年代初期開始崩潰。我求教過米爾頓好幾次，遇上任何關于中國的事，他的時間是非常慷慨的。

　　米爾頓之見，是像中國那樣龐大的國家，不能采用鈔票局制度。他認為我提出的把人民幣與一籃子物品掛鉤原則上可行，但費用會是高的。他的選擇，是中國采用美國的無錨貨幣制，嚴謹地控制貨幣量，讓匯率自由浮動。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后不久，一組來自北京的經濟學者邀請我到深圳會談。他們對中國的前景很憂心。在討論中我突然間樂觀起來，因為意識到朱镕基做對了。只三年他把中國的通脹率從百分之二十以上調整至零，而當時的產品質量正在急升，通縮一定存在。我于是推論，亞洲的金融風暴是人民幣突然而又迅速地轉強的結果。當時大多數的亞洲國家，包括中國，都鉤著美元，所以當中國的通脹驟然間終結，在國際競爭下鉤著美元的亞洲小艇紛紛脫鉤，因為他們的幣值是偏高了。

　　一年之后，我更為理解朱镕基的貨幣制度。他的方法可以理解為把人民幣下了一個可以成交的指數為錨。得到朱的啟發，我意識到一個國家的貨幣可以用一籃子物品的物價指數為錨，用不著要有真實物品的儲備，條件是央行要有些外匯儲備，必要時左右一下，而更重要的是不用貨幣政策來調控經濟。把貨幣的用途限于貨幣現象，將匯率與一個可以成交的指數掛鉤是不難維持的。

　　是市場合約的自由與彈性協助中國在90年代幸免于經濟衰退的蹂躪。就是不算當時產品質量的急升，通縮率逾百分之三，而房地產的價格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然而，失業率徘徊于百分之四，增長率約百分之八。分紅合約與件工合約當時盛行，協助了真實工資的自動向下調整。再者，為了確保他要達到的百分之八的增長率，朱镕基把市場全部放開，大力推行國企的私有化，拿開約束勞動人口流動的限制，也加速了經濟決策的向下分散。上馬時朱可能是個市場懷疑者，下馬之際他必定轉為信奉市場了。

　　(摘自《中國的經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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