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念魯

　　人民幣國際化——即使只是一小步，也足以讓世界矚目。

　　當前，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已進入初級階段——人民幣區域化、跨境計價結算試點期、貨幣互換、發行人民幣債……伴隨著金融海嘯帶來的濁浪拍空，人民幣國際化航船悄然出海，逐步向更廣闊的領域駛去。

　　與人民幣國際化共同展現的，必將是一個新的國際金融秩序。

　　“三步走”國際化路徑

　　顯而易見，人民幣國際化必須要有恰當的路徑和明確的整體發展戰略。

　　通常而言，交易媒介、價值儲藏和計價標準是國際貨幣的三種職能：貨幣國際化過程，一般發端于國際間日益頻繁的交易支付；之后非居民的官方和私人部門開始采用該貨幣作為計價貨幣；由于交易和支付中的大量使用，出于應對交易的預防性需求等其他目的持有該貨幣作為儲藏貨幣。

　　衡量人民幣國際化的標準可以概括為：人民幣是否在世界范圍內發揮價值尺度的職能，被廣泛作為國際經貿往來的計價單位；人民幣在國際貿易結算中使用的比重不斷增加；人民幣是否充當國際清算貨幣；人民幣在國際投資和國際信貸活動中使用的比重不斷增加。

　　此外，人民幣是否作為國際干預貨幣使用，即能否為各國政府中央銀行所持有，并作為外匯平準基金來干預外匯市場；人民幣能否發揮國際儲備資產的職能，以及其在國際儲備資產中所占的比重；人民幣在世界上的流通數量；人民幣在國際金融中心的交易比例。

　　結合中國現實，人民幣國際化可歸納為“三步走”：先人民幣周邊化，推進人民幣在港澳及越南、老撾、緬甸、尼泊爾、蒙古等周邊國家和地區的流通；再區域化，不斷提升人民幣在其他亞洲國家的地位，使之逐步成為區域性主導貨幣；最后逐步使人民幣實現國際化。即以我國為圓心，不斷擴大人民幣信任的半徑。其次，在貨幣職能上也采取“三步走”，即逐步實現人民幣結算貨幣、人民幣投資貨幣、人民幣儲備貨幣的取向。

　　縱觀人民幣國際化現狀，會發現人民幣在周邊地區已基本是硬通貨、“第二美元”和儲備貨幣，已經開始承擔國際貨幣的功能。作為國際化的初級階段，人民幣區域化可以部分得到鑄幣稅收益，能夠降低結算成本，提升人民幣資產的影響力和吸引力，能夠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

　　近期，國家出臺了一系列促進人民幣區域化的措施，使人民幣區域化步伐加快，使人民幣向成為地區關鍵貨幣的目標邁進。如在上海市和廣東省內四城市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等。據有關資料顯示，對出口企業來說，用人民幣結算大致可以節約3%-5%左右的成本。

　　其二，貨幣互換。近期，中國人民銀行相繼與韓國、馬來西亞、白俄羅斯、印度尼西亞、阿根廷等國的央行以及香港金管局簽署了總計6500億元的六份貨幣互換協定，互換的有效期延長至3年。我國簽署以本幣為基礎的互換協議，走出了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一步，降低了對美元的需求。

　　其三，發行人民幣債券。近日，國家開發銀行宣布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而由國外商業機構發行的人民幣債券也即將誕生，在國內市場發行人民幣面值的股票也在探討之中。這就意味著同時在居民在海外以人民幣籌資、非居民在國內以人民幣籌資兩個方面進行了嘗試。這是人民幣資本項目開放與人民幣區域化又一重大舉措，對于人民幣投資功能的發揮有著重要的意義。

　　事實上，中國巨大的市場一直是亞洲國家對外貿易的重要目標市場；中國與亞洲特別是港澳臺的經濟合作，是人民幣貨幣區域化形成的經濟基礎；我國擁有巨額的外匯儲備，企業的規模和效率不斷提高，受資源的約束，開始加快對外投資的步伐。

　　這個時候有意識的推動人民幣區域化，也將與我國貿易和投資的擴張實現良性互動。

　　挑戰與策略

　　不過，盡管經濟金融的發展使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的可能性日益增加，但人民幣完全國際化還存在著眾多的障礙與挑戰。

　　從經濟層面看，中國經濟還存在比較嚴重的結構性矛盾。比如說消費比例過低，投資比例過高，外貿依存度過高，國民經濟運行的效率也需有較大的提高。

　　就金融層面看，一是人民幣國際流通量增長不足；二是國內金融市場深度、廣度和國際標準化程度也不夠；三是利率市場化、完善人民幣匯率機制、資本項目可兌換等都需要進一步推進，我國的金融體系仍然比較脆弱。同時，現有國際貨幣具有慣性，新的國際貨幣要想發展甚至取代舊的國際貨幣不可能一蹴而就。

　　與此同時，人民幣區域化將使我國在一定程度上面臨損害貨幣政策獨立性、投機沖擊與幣值波動等風險。畢竟，現階段我國資本項目沒有完全放開，大規模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基礎并不穩固。

　　至于人民幣國際化的風險，也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困難。這里所說的人民幣國際化是指人民幣在資本項目完全放開、實現了可兌換后，具備國際貨幣的功能。屆時，人民幣國際化的負面影響可能體現在五個方面，諸如“特里芬難題”、影響宏觀調控、不利穩定性、國際收支失衡和可能的國際化逆轉。

　　所謂陷入“特里芬兩難”，即貨幣受到世界信任，在國際計價、交易和價值儲藏中廣為運用，世界對該國貨幣的相對需求大幅增加，表現為該國貨幣升值，產生貿易逆差。在逆差積累到一定程度后，可能引起其他國家對該國貨幣的信任危機，進而削弱了其作為國際貨幣的基礎。

　　其次是人民幣國際化將明顯增加宏觀調控難度，削弱國家調控物價和GDP增速等經濟目標能力。再者是人民幣國際化將不利于和干擾我國經濟的穩定性，使金融市場和宏觀經濟變得容易波動甚至動蕩。

　　此外，中國在本幣國際化之后理應承擔起平抑世界經濟波動的責任，對外供應人民幣的責任可能導致中國貿易收支狀況趨于惡化，國際收支失衡。

　　最后，如果人民幣幣值不穩定，可能遭受國際化逆轉風險，即人民幣國際化程度出現反復甚至出現被其他國際貨幣替代的風險。

　　推進和實施人民幣國際化“三步走”中的策略步驟必須是相互銜接、相互交叉進行的。尤其是各個階段要與資本項目的開放，也即人民幣可兌換相配套、相銜接、相呼應。也就是說，人民幣可兌換與國際化可交叉或同步進行，互為促進。當前，國際社會十分關注人民幣國際化的時間表。

　　最近中央支持上海 “兩個中心”建設的文件中明確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與我國經濟實力以及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不難看出，上述政策表述中已經暗含了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乃至人民幣國際化的時間表。現在要做的是將時間表進一步細化，以及對各個時點、各個路徑階段的利弊進行充分的論證。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人民幣國際化發展戰略必須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進程相一致。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存在的諸多制度性缺陷進一步凸顯，成為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痼疾。

　　央行行長周小川關于將特別提款權(SDR)發展成“超主權儲備貨幣”的重磅言論在國際社會激起了千層浪；西方媒體解讀該文顯示中國對美元主導地位的不滿。

　　但是，在可預見的時間范圍內，由哪一種貨幣取代美元幾乎不現實，在今后最可能的國際貨幣格局是“一極多元”。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既符合我國經濟金融發展的根本需要，也符合世界整體金融和經濟利益。

　　為此，應推動儲備貨幣結構多元化。積極擴大特別提款權的使用范圍，爭取人民幣成為SDR籃子貨幣之一。增加中國在IMF等國際組織中的份額，加強國際金融衍生品的監管，改變不合理的國際金融秩序，推動建立包容有序、多元化的國際貨幣體系。

　　(吳念魯，國際金融專家。曾任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所長、盧森堡分行行長、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國際金融研究》雜志主編，現任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中央財經大學教授、博導，北京交通大學中國產業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人民大學等多家高等院校兼職教授)

　　來源：經濟觀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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