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蕭條經濟學的回歸和2008年經濟危機》

　　文/金 石

　　經濟學家的話，我們能聽多少？這是一個難題。經驗證明，經濟學家的話，更像是天氣預報，而且預報員還不止一個。

　　當1995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在2003年宣布，“商業周期已經基本被馴服，作為‘大蕭條’催生的產物——宏觀經濟學已經告別過去”的時候，聽眾一定是充滿了熱情和希望的。

　　盧卡斯預報的是“艷陽高照”，結果落得的是“暴風驟雨”，事實證明，盧卡斯錯了。

　　當200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在1994年預測，“亞洲增長的奇跡并非是全要素生產力的提高，而僅僅是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的投入帶來的不可持續增長”時，并沒有多少亞洲人喜歡他。

　　克魯格曼預測的是“不可持續”，結果落得的是亞洲金融風暴，事實證明，克魯格曼對了。

　　到這里，我們似乎可以做出一個簡單的推斷：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們的話也不能全信，就像天氣預報不能全信一樣。經濟學家和天氣預報員使用的工具一樣，都是模型，也就是一組聯合方程組。

　　不同的預報員，使用的是同樣的數據資料，基本的理論模型也大同小異，但由于個人偏好不同，理解不同，得到的預報常常完全相反。方程式是精確的，但是真實世界是模糊的，因此方程式也僅僅是參考工具而已。

　　問題是，方程求解過程還沒有結束。

　　在“正確了”的克魯格曼之后，有一些經濟學家，如斯蒂格利茨(2001年諾獎得主)以及林毅夫(最有希望得到諾獎的中國人)都認真論證了，克魯格曼對于亞洲增長的斷言并不完全符合實際；而事后的情況又證明，沿著不可持續“老路”的中國經濟還是在不斷高速地增長著。

　　克魯格曼怎么會是錯的呢？他不是話音剛落，亞洲金融風暴就來了嗎？除非，亞洲金融風暴另有起因。在克魯格曼的新書《蕭條經濟學的回歸和2008年經濟危機》中，他悄悄地承認了這一點。

　　在分析亞洲金融危機為什么爆發時，克魯格曼寫道：1997年，與5年或10年之前相比，亞洲各經濟體抵抗金融恐慌的能力減弱了，而減弱的原因之一是它們開放了金融市場，也就是說，不是因為它們的自由市場改革倒退了，而是因為前進了。

　　這種判斷和斯蒂格利茨如出一轍，他們都是被貼上“新凱恩斯主義”標簽的經濟學家。同時，他們也都是在2007年之前，不斷預測、不斷勸說，指出美國資本主義一場大危機即將到來的人。

　　《蕭條經濟學的回歸和2008年經濟危機》一書，就是一本“預言與勸說”。

　　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預報”上，事實又一次支持了克魯格曼。不過，就算完全正確的預測，也不一定能得到重視：至少在宏觀經濟領域，“天氣預報”的競爭還是蠻激烈的。

　　不被理解，不被信任，但是經濟學家還是要苦口婆心地繼續勸說，這是經濟學家這個職業賦予他們的責任。從長期來看，沒有人能永遠正確，但真理還是越辯越明。這本書是克魯格曼對于長期經驗的總結，試圖讓我們與真理更接近一些。

　　這本書的初版是針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危機寫的。雖然有人將亞洲危機視為一時一地的特殊現象，但克魯格曼認為，對整個世界而言，那場危機是一個令人不安的先兆，“它警告我們，蕭條經濟學的種種問題在現代世界里依然存在，并未消失”。

　　為了證明沒有一場危機是所謂的特例，克魯格曼在書中回顧了可以數得上的所有危機：1929年美國股市大崩盤引發的“大蕭條”、1982年第三世界國家的債務危機、1991年日本經濟泡沫破滅后“失去的10年”、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當該書的最新版本面世時，克魯格曼已經加上了2007年次貸危機和延續到2008年的金融危機的內容。

　　克魯格曼在這一系列危機背后，找到了一條基本線索：即所有的危機都來自于不負責任的金融泡沫，投機和不完善的監管應當負責。

　　比如1929年的股市泡沫，1991年日本的股市和房地產泡沫，這都是本國金融體系的泡沫；再比如1982年的拉丁美洲和1997年的亞洲，呈現的則是國際金融的泡沫，發達國家的投資或者投機資金在瘋狂投入到第三世界或新興市場國家之后，掀起泡沫又快速撤離；還有2007年的美國房地產泡沫，這是美聯儲為了解決互聯網泡沫破滅帶來的問題而吹起來的一個新的更大的泡沫，既是美國本土的，又是全球的泡沫，因為復雜的金融衍生品已經把這個大泡沫吹到了全世界每一個角落。

　　克魯格曼現在可以說他當年的擔憂不無道理，“相比較20世紀90年代的亞洲經濟困境，當前的危機與‘大蕭條’更為相似”。因此，“即便全球性的蕭條也許不會回來，但凱恩斯的蕭條經濟學已經回歸了”。

　　凱恩斯的蕭條經濟學是為了應對大蕭條而產生的，卻并不是拿來預測和解釋蕭條之前金融泡沫怎樣發生以及怎樣破滅的。蕭條經濟學要解決的問題是，一旦蕭條來臨，應該怎么辦？

　　《蕭條經濟學的回歸和2008年經濟危機》同時也是一本克魯格曼提出來“該怎么辦”的書。對于每一次危機的回顧，他也分析了每一次應對危機的經驗和教訓。而最大的經驗和教訓是，一些危機發生地的政府，本來應該更好地運用凱恩斯的經濟學，運用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刺激來解決總需求不足問題，但是由于這樣那樣的原因，事實并非如此，結果是延長和加深了危機的傷害。

　　最突出的如日本“失去的十年”，基本上是政策不作為的典型，日本在執行財政刺激上并不徹底，進三步退兩步；還有東南亞那些遭遇危機的國家，在IMF的“威逼利誘”之下，采取了“華盛頓共識”的道路，結果使用的是從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這與凱恩斯的經濟學剛好背道而馳。

　　我們還要繼續犯錯誤嗎？當然不能。至少目前看來，全球各國政府都在實施低利率政策，為了應對“流動性陷阱”造成貨幣政策失效，還在實施一波又一波的財政刺激。凱恩斯的蕭條經濟學確實回歸了，至少前20年的經驗教訓已經被吸取。

　　危機總將過去，但是為什么危機卻難以避免呢？

　　克魯格曼的答案是，“亞洲10年前經歷的那種經濟困境，以及我們所有人時下正在經歷的經濟困境，恰恰是一種我們自以為已經學會了如何去避免的東西。”

　　“就像一種曾經引發致命瘟疫的病菌，人們認為它已被現代醫學征服，但它又以另一種形式重現了”，“聰明的做法應當是不惜一切代價尋找新療法、新預防方案，以免我們最終也淪為它的獵物”，“不過，我們并不聰明。而現在，瘟疫已然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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