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濤

　　雖然10月7日澳大利亞央行率先降息1個百分點后，市場便預測其他國家將很快跟進，但當美聯儲、歐洲央行、英格蘭銀行、加拿大央行、瑞典央行等在10月8日集體宣布將基準利率下調0.5個百分點后，全球市場還是被深深地震撼了。除此之外，中國人民銀行和瑞士央行也宣布了降息舉措。日本央行雖然未加入集體降息行動，但表態支持。

　　在此之前，歐美主要央行已連續數月維持利率不變，如美聯儲先后在6月25日、8月5日和9月17日的會議上決定保持2%的聯邦基準利率不變，而歐洲央行也多次將主導利率維持在4.25%的水平上，從中可以反映出兩個基本事實：

　　第一，2007年以來，隨著次貸危機的爆發和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飆升，美歐都陷入了通脹和經濟停滯的兩難困境，一方面，升息將緩解通脹壓力，但可能導致經濟向下沉淪；另一方面，降息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經濟，卻容易進一步推高本已迅速攀升的物價。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停下腳步，看清風向。

　　第二，到2008年下半年，國際金融形勢出現急劇惡化、油價和糧價也出現不同程度回落之時，美聯儲和歐洲央行仍不愿意率先降息。道理很簡單，在貨幣政策上做出任何調整都將給自身帶來風險，往往是先動一步者要付出更大勇氣；此外，單獨降息還意味著美元資產或歐元資產的吸引力下降，這對于急需東亞和中東資本注入的美歐而言，可謂不能承受之重。因此，只能不斷通過政府收購和大幅減稅等財政透支的辦法，來緩解市場壓力。但長期來看，沒有貨幣政策的支持，財政政策終究獨木難支。

　　很顯然，破解美歐之間僵局最好的辦法，就是協調降息行動，且在時間和幅度上要保持同步，這樣既可以刺激本國金融市場，又不致于削弱本幣資產對全球資本的吸引力。同時，全球主要經濟體同步降息，其規模效應也遠遠大于單個國家降息效應的加總。

　　無論這次降息實際作用如何，它都塑造了國際政策協調的一個經典范例。過去一些發達國家內部進行的所謂“政策協調”，在某種程度上將這個詞語貶義化了，甚至成為替某個大國埋單的代名詞。例如，1985年的廣場協議和1987年的盧浮宮協議，即被看作美國在“政策協調”的幌子下，試圖通過犧牲日本、德國等國的經濟利益，扭轉其外部失衡。然而，如果回歸到國際政策協調的本義上來，其目的無非是為各國經濟發展創造一個平穩有序的外部環境。更重要的是，既然是協調，就不存在誰服從于誰的問題，各方是一種平等互助的關系，是使所有人的收益最大化或損失最小化。

　　需要指出的是，作為全球最重要的資本輸出國之一，中國選擇加入降息有自身的考慮：一是應對全球金融動蕩未雨綢繆的預防性措施，保持經濟平穩增長；二是避免熱錢大幅流入，沖擊國內相關產業；三是保持本幣匯率的穩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該決策的背后同樣有國際政策協調的影子，不然我們就很難解釋這種時間上的巧合。

　　目前市場關心的可能是這種國際政策協調未來能否持續下去。筆者個人的看法是，類似行動或許還可進行一兩次，但是無法多次復制。原因是各國基準利率起點不同，其中歐洲央行、英格蘭銀行、中國人民銀行等還有較多的降息空間，而美聯儲目前只剩下1.5%的利率下行空間，當利率低于1%時，美聯儲的降息意愿將明顯弱于其他國家。目前日本央行正面臨這種尷尬局面，雖然有心加入降息，無奈手中只剩0.5%的利率空間，輕易不敢揮霍。

　　因此，對于降息本身的前景，難以樂觀看待。要應對金融風暴，還需各國決策者使出更多手段。

　　(作者單位：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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