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經濟，通常被稱為“失去的十年”。部分學者將日本經濟滑落的原因歸于日元在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的大幅度升值，值此人民幣快步進入“6.0”時代之際，對日元升值后的“得與失”進行回顧便有相當的借鑒意義。

　　GDP負增長，GNI仍上升

　　事實上，90年代中后期以來的日本經濟并非一無是處，在此引入國內生產總值(GDP)和國民總收入(GNI)概念，其中GNI是在GDP基礎上加上本國凈要素收入所得。從時間序列來看，我們研究發現雖然日本的GDP基本呈現持續的1%負增長，而 GNI卻經歷了兩段持續同比上升的時期：第一是在亞洲金融危機結束之初的1999至2000年末，第二是2002至2007年的3月，后者持續的時間更長，而此間的波動更加明顯。

　　90年代中后期以來，日本的 GNI不僅受到本國經濟影響，更與世界經濟、金融周期變化有著密切聯系，因此，雖然國內經濟不景氣，但日本國民依然一度分享到了世界經濟增長、全球金融市場繁榮的成果。比如在1999至2000年其間GNI的同比上升受到兩方面影響：其一是金融危機后，各國經濟回暖，世界范圍的需求復蘇，其二是處于全球金融中心的美國處于新經濟時代，科技股走強，股票市值攀升。又如在2002年以來的GNI變化，更與全球資產市場波動息息相關，其上升區間受益于美國在2001年后持續降息，加劇的全球性流動性過剩所推高的資產價格。

　　當然，依賴于外部金融市場繁榮為國民財富造血的機制本身也是一柄雙刃劍。比如2007年夏季以來，美國深陷次級債危機，導致全球金融市場動蕩，日本的海外財富市值也大幅度縮水，與3月底GNI同比升幅3.1%相比，6月、9月的升幅僅為1.8%和1.6%，而其間GDP的同比增幅則幾無變化，維持在-0.5%左右，此時國民財富的縮水被外部金融市場動蕩所放大了。

　　我們認為日元升值使得本國GDP雖處低位，但GNI卻能維持1.5%左右的同比增幅，因此匯率升值對日本國民財富增長依然益處良多：第一，日元升值后日本企業完成了國際化進程，進行了海外布局，由此一方面避免了無謂的貿易摩擦，另一方面又能產生利潤和分紅收入；第二，日元海外投資規模的增加，使得在國內銀行體系效率下降、股票市場低迷的條件下，國民依然可以在成熟度高的歐美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潛力巨大的新興市場國家獲取不錯的投資收益。

　　當然匯率的升值也使日本經濟付出了一定代價，比如國內產業的“空洞化”，制造業持續低迷，并波及金融、建筑和房地產業等行業，收入下降引發國內消費需求的疲弱，通貨緊縮陰影揮之不去。

　　升值，中國準備好了嗎？

　　中國自2005年7月以來，也開始了人民幣升值歷程，進入2008年匯率的加速升值更成為抑制輸入型通貨膨脹的政策工具，我們也開始為1.6萬億美元的國際儲備尋求投資出路。但與日本相比，我國在產業轉型、投資效率上依然存在差距。第一，從實體經濟來看，我國產業結構升級、調整尚未完成，勞動力成本低廉依然是我國的比較優勢，在2月份貿易順差僅為85.5億美元時，我國經濟增長已感寒意，并在資本市場的下跌中得以顯現；第二，從對外投資的效率來看，日本有銀行、保險公司等多樣化投資主體，投資理念成熟、資產組合更趨合理。其中競爭性的市場、完善的委托代理關系，使日本的投資主體有諸多的外在約束。反觀中國，缺乏競爭、壟斷性的中國投資公司能否取得一樣良好的效益呢？從目前的情況看，我國在經濟轉型、啟動內需方面尚有很長的路要走。(作者單位：中國工商銀行上海分行金融市場部)

　　曹陽 龔溪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