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日、美對人民幣不斷施壓之后，近期歐洲諸國也加入進來，不久前在華盛頓舉行的Ｇ7財長和央行長會后的公告就再次敦促人民幣加速升值，而且中國是惟一被提及匯率政策的國家。隨后10月24至29日美元兌人民幣則連續突破7．50、7．49和7．48三個關口，從而使得人民幣兌美元今年累計升值4．49％（匯改以來總計升值幅度近10％），而與此同時，美元指數（用以衡量美元對一攬子貨幣的匯率變成程度）則跌入77附近的歷史低位。雖然三季度經濟數據顯示，我國經濟整體運行正朝著宏觀層的調控目標靠近，但是“三過”（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貨幣信貸投放過多、外貿順差過大）問題仍未根本扭轉，再加之外部升值壓力不斷增加，已有不少專家學者提出加快人民幣升值的速度和幅度，以緩解由此造成的流動性問題。但人民幣的底線究竟是什么？人民幣今后的策略又應如何？就此筆者想談幾點認識。

　　人民幣的外部壓力更多源于政治原因

　　實際上隨著歐洲各國執政者新老接替的基本完成，相較希拉克、施羅德執政期間歐美間若即若離的狀態，新一屆歐洲各國執政者對于美國的態度正在發生轉變，同時英、法、德三國對于歐洲主導權的爭奪日趨激烈。在此背景之下，歐洲對于中、印等發展中國家的態度同樣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尤其是受美國新歐洲思維的影響，美歐對于新興地區的語調日趨一致，致使新興國家在美歐之間借勢的空間不再寬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關于

　　筆者認為，雖然各主要發達國家以貿易逆差為由頻頻向中國政府施壓，其背后更多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慮，因為大家都清楚單純依靠人民幣大幅升值是無法解決當下世界經濟結構失衡的問題，其實質問題則是下一輪世界經濟的新增長點尚未出現，目前各國都在積極爭取主動權，尤其是以Ｇ3為首的發達國家均不斷加強本國在全球范圍的資源配置力，來不斷擴充其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收益，同時聯合擠壓發展中國家的外部空間和發展勢頭，以實現他們對未來世界經濟增長點的完全掌控，保持其本國資本的索取權。

　　如果細觀此輪全球經濟增長過程，實際上受“9·11”的打擊，美國經濟曾一度陷入低谷，布什政府遂采取了寬松的貨幣政策和加大政府支出等方式，拉動經濟回暖，同時在以金磚四國（指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四個發展中大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快速成長的助推之下，世界經濟終獲近4年的高速增長，但也留下了流動性泛濫的后遺癥，而美歐房地產市場的低迷，則預示著此輪由房地產投資帶動經濟增長已進入尾聲，世界經濟再一次進入尋找新增長點的過渡期。另外，自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之后，美元已經沒有任何實物支撐，由此產生全球經濟依靠美國消費，美國政府靠印鈔（雙赤字）來維系國內消費的經濟格局，所以說美元危機是在所難免。現在的問題是，由于美元的世界主體貨幣地位未根本上動搖，美元資產仍為各國主要儲備資產，目前美國推行的弱勢美元的策略，實乃是其實現減輕債務、刺激出口的曲線救國之路，而美元危機的急速爆發，對各國均無利可圖。因此，此次Ｇ7會議上美元、日元（全球流動性過剩之源）未被提及，惟人民幣被點名，實際上是各國出于內部經濟增長的壓力，希望通過

　　人民幣的兩個底線

　　上述背景之下，結合人民幣實施匯改以來的實際情況，個人以為人民幣存在兩個底線不容逾越：

　　一是人民幣匯改不能傷及出口，尤其是不能打亂經濟發展轉型步伐。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的新任務，而從“五化”的順序來看，今后發展的側重為：產業結構優化第一位，就業結構優化其次，再次是推進與國際接軌進程。為了保證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實現“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人民幣匯改不能過于偏重消減貿易順差，而是要為外貿結構優化、產業升級、就業安置提供有力支撐。

　　二是要利于宏觀層對于經濟運行掌控力的不斷強化，尤其是在主權貨幣方面。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強調“認清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脫離實際、急于求成，而是要堅持把它作為推進改革、謀劃發展的根本依據”。所以，人民幣能否大幅快速升值，自由化是否快速推進，都要從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出發，在增強宏觀層對經濟運行掌控力的戰略高度來判斷。

　　關于人民幣策略的四點考慮

　　如果以上面兩個底線來考量今后人民幣匯率的走勢，個人以為有以下四點需要注意：

　　第一是人民幣升值速度要低于亞洲其他國家貨幣的速度，在完成外貿方式、產業、產品結構轉型之前，還要繼續保持中國產品的價格優勢，以避免被其他發展中國家替代；要保證我國貿易對手結構優化的順利推進，尤其是提高歐盟及非洲的比重。從匯改以來的實際情況來看，基本如此：9月底歐盟占我國貿易比重已經上升至16．31％，高出美國近3個百分點；今年前9月泰銖升值幅度為12．3％，印度盧比升值幅度為11．1％。

　　第二是保證產業結構的優化。目前我國仍處人口紅利期，依然能夠憑借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保持出口產品的價格優勢，但隨著人口老齡化趨勢的延伸，人口紅利的不斷削弱，如何保持本國比較優勢已迫在眉睫。尤其是今年受到通脹壓力的影響，原計劃推行的資源品和公共服務價格的調整暫停，致使通過內部成本的調整來優化產業結構的路徑受阻。如果單純依靠人民幣升值來提高出口品價格，只能是進一步擠壓外貿行業的利潤空間，甚至可能傳遞到非貿易行業，進而影響了全社會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全民福利的分享，無助于我國產業鏈向高端轉移。

　　第三是伴隨中投公司的成立，通過中外金融資本融合，帶動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全球化進程，來不斷提高我國對發達國家政府，尤其是境外利益團體的影響，以化解外部的政治壓力，以此來提高當局對國內外經濟的掌控力。因此，需要人民幣匯改對此機制給予有力支撐。

　　第四是人民幣自由化的進程方面，中外金融市場對等性開放應該是當局堅守的原則。在此種意義上，10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和今年的美國次級債按揭風波有著異曲同工之義（原定資本項目的開放因亞洲金融危機放緩），時下當局對于人民幣自由化的謹慎態度更易被外界理解和認可。

　　綜合上述幾點，個人以為，人民幣升值步伐依然應是漸進有序，人民幣自由化進程也應是逐步推進。當然針對目前日、美、歐的外部壓力，以及為了防止貿易摩擦的進一步激化和為了在其他外交問題上獲取更大的外部支持，一定時期內的快速升值不失為當前一種可行的短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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