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憲容

　　臺灣1980年代的經驗或許是人民幣是否應該大幅度升值的最好的啟示。1980年代開始，臺灣對外貿易逐步開始有了相當盈余，而且比例逐漸上升。同時，在“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旗幟下，臺幣升值幅度逐漸加快，匯率從1985年底、1986年初的40��1，到1987年底變成29��1，1988年進一步升到26��1，其后才算穩定下來。股市、樓市也隨之快速飚升(1990年初臺灣股市指數上升到12000點以上，目前不到6000點)。然而，當這些泡沫破滅之后，臺灣經濟只能長期在低位徘徊。

　　臺灣資產泡沫并不是出現在本幣快速升值之前，而恰恰在本幣加速升值啟動之后。因為，本幣的快速升值必然吸引大量的外幣涌入，這樣又會進一步強化本幣升值的預期，導致大量的外幣更加涌入。而巨額外匯涌入和大幅升值的緊縮效應，迫使貨幣投放閘門打開，資產泡沫就是在這個過程中迅速膨脹并最后破裂的。因此，對于

　　人民幣升值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則可以借鑒日本之經驗。有研究表明，20世紀70年代初期日元快速升值時期，日本產品出口并沒有減少，反而快速增長。同時，產品價格(日元標價)也不升反降，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日元升值對出口價格(美元標價)的不利影響。羅忠洲的研究表明，日本實行波動匯率制的33年來，日元兌美元匯率短期或長期出口價格傳遞率分別是-0.4956和-0.6583，即日元兌美元匯率升值的幅度越大，其出口價格傳遞率越高；再從不同的行業情況來看，纖維制品、金屬制品、一般機械行業的出口價格傳遞率能夠支持上述的結論，但除化學制品、電氣機械行業，其他行業在日元整個升值期間對出口價格的短期傳遞率比日元匯率相對平穩期的出口價格傳遞率高，電氣機械、精密儀器等行業的出口價格傳遞率在日元整個升值期間呈下降趨勢。因此，日元升值對出口增長的抑制作用比理論分析低得多。

　　對進口價格影響來看，由于日本的進口產品如石油等很多產品均由美元定價，所以進口價格都大幅度下降。尤其是1985年廣場協議后，降幅最大。羅忠洲測算表明，1971-2003年，日元匯率的短期和長期進口價格傳遞率分別為0.6033和0.75；實行浮動匯率制以來，日元匯率對進口價格的傳遞率呈現逐步下降的趨勢；而匯率波動對金屬及制品、能源、食品價格傳遞率較大，對化學制品、纖維品價格的影響較小。因此，從長期來看，日元升值后，進口價格下降的幅度比理論上要小得多。

　　對于實際匯率波動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或對企業的影響，在20世紀60年代有關美元匯率問題討論中提出了經典的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即一國經濟追趕過程會伴隨本幣實際匯率升值趨勢。而用這一假說來理解長期經濟發展，即一國經濟追趕伴隨的可貿易部門生產率轉快追趕，會通過不可貿易部門工資相對其生產率增長速度較快上升，導致一般物價增長和本幣實際匯率升值。對于這一假說是否適應于中國，國內學者進行了許多實證研究，得出不同的結論，但楊長江的研究強調中國勞動力市場和工資變動特點對人民幣實際匯率影響，并用勞動無限供給和工資不變作為理論假設，推導勞動生產率相對增長但實際匯率應長期貶值。同時，楊長江也提出了“技術進行性貶值”機制，而這種機制與中國勞動力無限供給相結合從而使得人民幣實際匯率難以升值，反之是貶值。

　　從以上討論就會看到，目前要求人民幣升值的理由是不充分的，而且不同的初始條件、不同的經濟環境下，那些要求人民幣大幅升值的主張甚至是荒謬的。因為，在本文看來，人民幣匯率變化并不是決定兩國之間貿易逆差或順差的最基本因素，人民幣的升值也不是改變目前中國外匯儲備迅速增長的力量。因為，中國對外貿易迅速成長關鍵的因素是中國低工資剩余勞動力的無限供給及勞動力素質迅速提高、中國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及技術進步，以及制度改革后的交易費用不斷下降等與人民幣升值不密切相關的因素。可以說，僅就這幾個方面，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應該會持續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中國進出口貿易順差快速增長也不會在短期間內改變。即使是目前所謂的“金磚四國”的印度、巴西、俄羅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根本就不是中國國際貿易產品的競爭對手。

　　事實上，2005年7月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以來，盡管人民幣已經大幅升值，但并沒有對中國的經濟產生什么影響，該出口還是出口，該收訂單還是收訂單。中國對外貿易快速發展，主要是與中國特殊的進出口貿易結構有關，其基本特征是由加工貿易占據半壁江山、以外商投資企業為進出口主體。這種特殊的貿易結構，能夠利用中國大量低工資的無限供給的勞動力素質不斷提高的廉價勞動力，利用國際上先進技術與管理經驗，吸引了全球制造業加速向中國轉移。外商投資企業出口額占比一直保持在60%左右，而且呈逐年增加態勢。

　　還有，國內企業面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整個進出口貿易結構也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汽車及零部件、機電、電子信息產品和船舶等較高端產品的出口增速高于玩具和服裝等傳統主流商品。在進口商品中，初級產品進口增速低于工業制品進口增速。而對于中國紡織產品來說，其低成本優勢正逐步削弱。如果人民幣升值超過10%以上，整個行業的議價能力會明顯下降，對紡織品出口的影響將逐步顯現。受國際石油價格上升的影響，化纖行業的效益受到嚴重擠壓。棉花市場在進口配額的有效調劑下，供應量穩定，價格沒有大的波動，但總體價格要高于國際市場，目前行業的平均利潤率不足3.7%。

　　人民幣升值不僅促使了國際貿易的產品升級，也能夠推動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有人說，人民幣升值可降低企業原材料的價格，從而降低生產成本，比如中國的航空業，

　　人民幣升值也迫使國內企業不得不面對匯率變動帶來的風險。企業可以采用市場上已有的金融工具，如遠期合約、貨幣市場、期貨合約等，也可以運用經營上一些策略，如提前收付款或延遲收付款、產品報價計價方式、風險分擔等方式。再比如，企業可以產品市場多元化、生產地點多元及原料來源多元化等策略，應對企業營運的風險。

　　此外，企業也可以把人民幣升值看做發展之動力，從技術創新、產品升級換代、企業管理等方面來降低成本和提高產品質量，增強企業的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