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沒有被嚴重低估大幅升值有可能導致更多問題產生小幅調整才是最佳選擇

　　鐘昱 戰雪雷

　　在7日全國政協小組討論會上，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委員表示，目前我國人民幣幣值沒有被嚴重低估，人民幣是否升值不能僅要看外貿順差絕對量，更要看外貿順差相對量。人民幣若大幅升值，不僅對中國、美國，對全世界經濟都會產生不利影響。

　　人民幣沒有被嚴重低估

　　林毅夫指出，當1998、1999年國際上熱炒我國人民幣貶值時，我國的外貿順差分別為435億美元和292億美元。而當國際上開始熱炒我國人民幣升值時的2003年，我國貿易盈余的絕對額255億美元，明顯少于上世紀90年代末。

　　林毅夫強調，一國貨幣升值壓力不能僅看外貿順差絕對量，外貿順差相對量這一指標更為重要。“如果我國人民幣的幣值比其他國家低估，那么，我國貿易盈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應該比其他國家高。”林毅夫說。

　　從國際比較來看，我國貿易盈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在東亞經濟中處于最低水平。以2004年為例，我國的比例只有1.7%，遠低于日本的3.7%，新加坡的19.8%，臺灣地區的6.6%，韓國的4.2%，

　　升值并不必然帶來外儲下降

　　針對有人提出以人民幣升值來減少外匯儲備這一建議，林毅夫認為，我國現在即使人民幣匯率大幅升值也未必能減少外貿順差和外匯儲備的繼續增加。日本過去的經驗就是最好的例證。數據顯示日元的匯率從1985年的238.05日元兌1美元大幅升值為1986年的168.03日元兌1美元時，經常賬戶的順差反而從1985年的491.69億美元增加到1986年的858.45億美元，外匯儲備則從1985年的265.1億美元增加到1986年的422.39億美元。1987年日元匯率繼續升值到144.52日元兌1美元，貿易順差則繼續增加到870.15億美元，外匯儲備猛增到814.79億美元。貿易盈余一直到1988年才開始有所下降，而且，經過二、三年調整后，到了1991年外貿順差又大幅攀升。

　　大幅升值不能解決經濟問題

　　對于美國等國要求人民幣升值以減少其貿易逆差這一問題，林毅夫表示，近些年來，我國對美貿易順差的增加是原來東亞國家和地區出口到美國的勞動力密集型產品轉移到我國來生產，屬于美國進口來源地的調整，并沒有擠占掉美國自己原有的產業和市場。而且，這些勞動力密集的產品接近生活必需品，其價格彈性低，也就是價格高低對需求量的影響不大。如果人民幣升值，美國不是需要以比較高的價格繼續從中國進口這些產品，就是必須從其他國家進口這些產品，而他們的產品必然比中國現在的產品價格高。不管是前者或是后者，人民幣大幅升值，美國總的貿易逆差會增加而不是減少。并且，這些生活必需品的價格提高會減低美國一般家庭對其他產品和服務的購買力，國內總需求會下降，經濟增長的速度會放緩，美國的失業問題可能會更加嚴重。

　　而人民幣的大幅升值很可能也會嚴重損害中國經濟的發展。林毅夫指出，我國目前產能過剩的情形已經凸顯，如果匯率大幅升值，將使產能過剩的情形雪上加霜，甚至有可能導致嚴重的通貨緊縮。而且，和1980年代的日本以及臺灣地區相比，我國企業普遍管理水平低，效率不高，投資大量靠銀行貸款，如果出現嚴重的通貨緊縮，企業利潤將大幅下降，好不容易壓下來的銀行呆壞賬可能又會迅速反彈，甚至引發經濟金融危機。

　　逐步減少升值壓力

　　林毅夫表示，只要我國堅持目前所采取的自主的、靈活的、可承受的原則，在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下，以行動表明每年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幅度只會是在3%左右，“投機者在賺不到錢而且虧本的情況下就會自討沒趣的走開，人民幣投機的壓力就會消失。

　　此外，為減少人民幣升值壓力，林毅夫還建議盡早實行“兩稅合一”，統一內外資企業的所得稅稅率和稅收政策，取消現在對內外資企業實行差別待遇的政策，并代之以不同技術標準的行業以及不同發展地區的差別待遇政策。“現在資金已經不再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瓶頸，因此，外資政策應該改為以吸引國內所沒有、對我國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的高新技術和鼓勵到我國亟待發展的落后地區投資為主要目的。”

　　林毅夫同時指出，經常賬戶的順差和外匯儲備的快速積累，除了和我國鼓勵外資外貿的政策有關之外，也和國內經濟存在產能過剩凸顯，國內供給大于國內需求有關。因而要擴大國內消費需求，包括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以改善農村的消費環境；實行養老、醫療、住房、教育等社會保障體系和社會事業的改革，擴大國內需求，消化過剩生產能力，進一步提高城市和農村居民的消費意愿；支持勞動力密集型的中小企業和服務業的發展，增加就業機會，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的結構，提高國民經濟的消費傾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