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民間借貸出現新樣本 直接借貸方式成主流

　　11月4日，50多歲的何家同(化名)從銀行空手而出。經過一個多星期的奔波，他價值近百萬元的房產抵押給銀行后，只得到了20多萬元的貸款。

　　雖然縣政府早在3月就下發了文件，表示縣百強企業在用民房抵押向銀行貸款時，可以不受抵押比例限制，財產評估和抵押折扣率最低不少于80%。他的印刷公司幾年來一直是縣里的百強企業，銀行還是給其房產打了1/4的折扣。

　　“我要到縣政府告他們，為什么不按照政策辦？”由于要購買新的印刷設備，何家同的公司急需200多萬的資金。“剩下170多萬的資金缺口，我們再想辦法。”何無奈地說。而他所謂的辦法只有一個——向民間借貸伸手。

　　國家宏觀調控后，銀行收縮信貸，地方政府此類特批文件已經沒有什么作用了。無數中小企業主們陷入何家同類似的境遇，也作出了與何家同一樣的選擇。就此，溫州的民間借貸市場也迎來了一場新的繁榮。

　　合理的存在

　　相對于全國其他地區的中小企業主，何家同是幸運的。因為，溫州實力雄厚的民間資本為他們這樣失意于國家宏觀調控的中小企業提供了另一條融資出路——民間借貸。

　　9月16日召開的“首屆中國溫州民間資本投資項目洽談會”向世人展示了一組數據：目前溫州全市銀行人民幣存款1400多億，其中居民個人銀行存款900多億元；而在金融機構以外，居民手頭尚有1400億元的資金。

　　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市中心支行的有關負責人則向記者表示，當前，民間資金中參與借貸的資金規模高達300到400億。據該行發布的三季度金融形勢分析報告披露，截至9月末溫州全市的銀行貸款規模為1500.05億。兩相對照，可以發現，民間借貸的資金規模已經相當于銀行貸款的1/4。

　　國家宏觀調控的實施更使民間借貸進入了新一輪的活躍期。截至9月末，溫州銀行業貸款增幅由去年的46.4%回落到19.3%，陡降27個百分點。與此同時，民間借貸的金額則比去年增長了21%。

　　“像我們這種成長中的小企業，銀行根本看不上。可要在民間借貸就簡單多了，因為企業資質、信譽不錯，向親戚、朋友借錢根本不用提供抵押和擔保，只要打張欠條就行。”提起民間借貸，何家同剛才一臉的無奈立刻一掃而光。

　　何家同的印刷廠置身在蒼南縣龍港鎮的人民路上，前店后廠的布局，帶有明顯家庭作坊的印記。像何家同這樣的小企業僅在龍港就有1000多家，溫州全市有20多萬家中小企業。他們構成了民間借貸的主要需求者，也是利率走高的直接推動者。

　　對民間借貸有著深入研究的溫州市銀監局副局長張震宇則指出：“簡單的民間信用手續，有助于縮短獲得資金的周期，降低交易費用。”正是出于這一點，一些規模較大的企業有時也不得不依靠民間借貸，特別是宏觀調控后。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位研究員在7-9月對溫州地區進行企業調查后對記者說，“溫州的大企業對銀行緊縮政策的敏感是致使民間借貸總量迅速提高的重要原因。我在調查中發現，因為WTO的原因，溫州企業的國際貿易定單飛速增長，很多企業選擇了在2003年購買新機器和擴地蓋廠房。這也導致了國家出臺的這一類土地限制政策。正是資金的大量固定資產化，使得不少生產型大企業資金鏈緊張。”記者在調查中也發現了不少新蓋而又暫時空置的廠房。

　　“而這些大企業平時都是銀行的寵兒，銀行貸款占大比例。因此，緊縮政策使得他們在情急之下，只有向民間借貸伸手。”這位研究員補充說。

　　直接借貸成主流

　　何家同向記者描述了當地民間借貸的幾條“潛規則”。一是熟人借貸，不求中間人；二是手續簡單，全憑個人信譽；三是利率隨行就市。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市中心支行的一份問卷調查表明，在溫州當地民間借貸中僅10.6%的借貸活動是發生在陌生人之間，由他人介紹的。而占51.5%的借貸雙方是朋友關系，通過“銀背”等類似錢莊的組織籌措借款的只占7%左右。溫州市銀監局曾在2002年初對全市進行調查后發現，民間借貸手續出人意料的簡單。87%的企業借款是以信用方式進行，提供房產抵押或擔保的比例很低；個人在借貸時只有63%寫借條；另有22%的借貸則沒有任何手續。

　　來自人民銀行的調查數據印證了馬的觀點，該行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以直接借貸為主的溫州民間借貸并沒有因為缺乏專業性而出現大的風險，出現糾紛的資金規模還不到總量的2%。

　　溫州市委政策研究室馬津龍說：“是民間資金彌補了宏觀調控對民營經濟、中小企業的不利影響，使一些瀕臨絕境的企業活了下來。”張震宇則用更為精確的數字告訴記者，2004年初，溫州企業自有資金、銀行貸款和民間借貸的比例為58：37：6；宏觀調控以來，企業民間借貸的資金比例平均上升了4個百分點，有的企業甚至上升了10個百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