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制造出無色透明、能真實展現出成藥色澤與魅力的玻璃瓶，工匠們就得掌握在高溫熔制中分離出原料里雜質的技術，還要熟悉并靈活應用用各種調色、補色配方。這些如今看起來并不神秘的工藝，兩百年前卻讓人們費盡了心機。能織造出純凈透明的藥瓶，確實代表了當時玻璃器制造的較高水平。中外醫藥交流由來已久，到了清代，隨著進入中國的西方人士逐漸增多，玻璃瓶裝的西藥，開始現身于京城及沿海重要港口城市。這些藥品的擁有者，多是西方兼事醫藥的傳教士，他們在把異國宗教文化傳人中國的同時，也把具有異國特色的藥瓶留在了中國。這些老藥瓶普遍材質優良、制作精細，代表了西方先進的玻璃瓶制造工藝水平。如今它們都已成為國內外收藏者高價尋覓的寶貝。清代估計有30個國家的玻璃藥瓶流傳到了中國。就收藏增值潛力而言，那些瓶體上帶有銘文花飾，且屬于西方小語種國家的藥瓶，將會有更加驚人的表現。

　　清代中后期，玻璃藥瓶的制造，突破了少變僵化的造型模式和主要用于玩賞的功能界限，去更廣闊的天地中發現和尋找到了新的生機與價值。不計工本的宮控玻璃器制造業自然衰落，商業利益驅動下的玻璃器制造業開始興起。玻璃瓶作為空靈時尚、新奇多姿的科技文化靈物，自明代以來，就標新立異、展盡風姿，它幾乎成為時代中新潮的標志以及新觀念的載體。受西方玻璃瓶制造工藝及風格的影響，也為了迎合崇拜西洋文明新貴們的需求，在手工業產品中，又是玻璃藥瓶最先嘗試變更葫蘆、蟠桃和八卦等古老造型，以及福祿壽喜財等鄉土寓意的紋飾。

　　鴉片戰爭后，大清帝國內憂外患。國門洞開，列強涌入，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化成為現實。市場無序，洋貨泛濫，國人對西方生活方式及商品產生了強烈的新奇感。朝野上下崇洋之風盛行，精美玻璃瓶包裝的西藥，成為有錢有勢者追逐的對象。王公貴胄把享受西式補藥看作是時髦與至尊的標志。一邊是權貴盡享豪華、奢糜無度，一邊是百姓顛沛流離、病餓交加，巨大的社會反差，激起了仁人志士的愛國救國情懷。“洋務運動”、“維新變法”相繼發生；孫中山、魯迅等民族精英先后出國學醫。中國醫藥界的堅守與抗擊，則悲壯無比，來自黃土高原渭源藥鄉的藥商們，打出了具有千年根基的正宗民族品牌，造出了氣宇軒昂的玻璃藥瓶，表達了要與洋藥決一勝負的壯志。而由顧松泉創辦于光緒年間的中西大藥房，則隨機應變，引進西方先進的玻璃制造技術工藝，生產出了中西合璧的精美藥瓶，體現了以柔克鋼、后發制人的耐性與機智。天意難違、歷史無情，圣醫良藥挽救不了氣數將盡的王朝，但熱血志士為捍衛民族尊嚴，忘我奮斗的精神，猶如那些老玻璃藥瓶，風骨不朽永存幽香。玻璃藥瓶的美艷不僅在于工巧與材質，還在于其歲月刻錄的痕跡和時光包藏的古奧。正是這些光怪陸離和具有隔世之感的標識，左右著藥瓶的收藏價值。

　　老藥瓶空靈秀雅，沉靜溫潤，吸納華彩卻不事張揚，柔弱易碎但遺世獨立，這種獨有的個性與品質，常與收藏者的心靈相感應思想相共鳴。國內外玻璃瓶玩家的欣賞層次大多較高，不是因為那些空泛的紳士學究頭銜，實是因為那一份不舍的人文情懷。

　　玻璃藥瓶作為人類文明的產物，其特性和價值本來就是需求者所賦予。王公貴族用于消遣玩賞，是愛其精美；闊少富翁拿它攀比斗富，是看其昂貴；醫堂藥房借此添銀增利，是識其工巧；工匠們靠它養家謀生，是知其暢銷。明代藥瓶珍貴，因為它是中國玻璃藥瓶分化成功的標本；清早期藥瓶價高，因為它有不可替代的藝術價值；清中期藥瓶難得，因為它保留了中國玻璃藥瓶制造工藝，交流探索借鑒提高后所獲得的成果；清后期藥瓶重要，因為它收錄了民族醫藥業艱難起步，以及民族品牌創立的信息；清末藥瓶不可缺少，因為它銘記了國病民哀，洋藥盛行，傳統醫藥事業飽受欺凌壓榨的屈辱，以及有識之士上下求索、奮發圖強的悲壯。

　　中國的玻璃瓶收藏，目前正沉醉于鳥啼花飛的春曉，那些儒雅的老玻璃瓶玩家們，似乎并不想急于去沾染市場的硝煙火氣。但是，中國老玻璃瓶的數量正日趨減少，急功近利的勢力正無孔不入。想想國內尚無一家博物館擁有系列老玻璃瓶藏品的事實，看看國外藏市上老玻璃瓶驚人的拍賣記錄，我們就不能不感嘆國內收藏界的超脫，以及收藏市場的無為清凈。畢竟玻璃瓶愛好者們蓄勢已久，破繭成蝶也好、驚蟄出土也罷，終會發生于即將到來的火熱季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