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介祺是清代著名的金石學家，被公推為19世紀末最有成就的收藏家之一。其收藏的金石成為中華文化與當今學術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他所創編的《十鐘山房印舉》已成為印學研究的經典。

　　商承祚先生曾感嘆：“一位老先生，是我平生最佩服的，何以呢？因為他的眼光太好了。他一生收藏的銅器等不下幾千件，沒有一件是假的。這人是誰？就是山東濰縣的陳介祺。”

　　鑒精藏富治學嚴謹

　　陳介祺(1813-1884)，字壽卿，號蕝齋，金石家，山東濰縣(今山東濰坊)人。其父陳官俊，清朝道光年間出任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等職，而且是道光皇帝的老師。陳介祺自幼勤奮好學，聰穎強記。青少年時隨父在京求學，19歲即以詩文名都下。1835年(道光十五年)中舉人，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中進士。此后10年間，一直供職翰林院。陳介祺酷愛金石文字的收集與考證，常與當時的收藏大家王懿榮、潘祖蔭、吳大澄、吳云等共同考辨古物，研究文字。陳介祺對于青銅器、陶器、古錢、古印璽、石刻造像等收藏既多且精，并且精于考釋。

　　他在京時，目睹清朝廷喪權辱國，不滿官場腐敗黑暗，1854年(咸豐四年)借母喪返歸故里，從此不再復出為官。回濰后，專心致志從事金石研究。他收集到秦代“鐵權”(秤錘)，別人以為是塊“頑鐵”，他卻視為珍寶，妥藏入庫。對于古陶文字，前人沒有收藏、著錄的，他獨予重視，不僅搜集了很多齊魯古陶，而且進行開創性的研究，著成《蕝齋藏陶》一書。他鑒精藏富，治學嚴謹，多有創見，與江蘇學者潘祖蔭被并譽為“南潘北陳”。

　　深鎖密藏“毛公鼎”30年

　　陳介祺收藏的文物青銅器最多，其中毛公鼎馳名中外。毛公鼎是道光末年(1850年)在陜西岐山出土的一件完好無損的稀世珍品，系西周宣王的叔父毛公所鑄造，銘文鑄在鼎上，有32行，共497字，是現存青銅器銘文中最長的一篇，也是金文的經典名作。毛公鼎鼎內銘文，全文首先追述周代文王武王的豐功偉績，感嘆現時的不安寧，接著敘述宣王統命毛公，委任他管理內外事務，擁有宣布王命的大權。這篇皇皇巨制，郭沫若先生稱之為“抵得上一篇《尚書》”。

　　毛公鼎于咸豐二年(1852年)被陜西古董商蘇億年運到北京，后由陳介祺以3年俸銀之重金為代價購藏。毛公鼎在陳介祺手上收藏了30年，他對其他收藏都樂于公諸于世，印成目錄，昭示天下，惟有對毛公鼎，深鎖密藏，秘不示人。

　　陳介祺病故后，其后人又繼續藏了20年。到20世紀初，兩江總督端方依仗權勢，派人至陳家，限三日交鼎，強行買走。毛公鼎到端府后沒幾年，端方即在四川被保路運動中的新軍刺死。后來，端方的女兒出嫁河南項城袁氏，端府欲以毛公鼎作為陪嫁，而袁家卻不敢接受，端氏后裔遂將鼎抵押在天津的華俄道勝銀行。可是后來其家道中落，端氏所收的許多青銅器均經過端氏的把兄弟、美國人福開森賣了出去，此鼎在抵押中自然亦無力贖回了。

　　1919-1920年間，有個美國商人欲出資5萬美元把毛公鼎買走。消息傳出，國內輿論嘩然。曾任財政總長、交通總長的大收藏家葉恭綽知道了，決意與美國人角逐，想方設法將鼎留在國內。葉氏本來力勸國內有實力者買下，后來卻不意傳來流言蜚語，說葉氏想從中撈取什么好處。葉氏一氣之下，變賣了其他一些文物，索性自己買了下來。于是毛公鼎又來到葉家，一待又是十幾年，先是放在其天津家中，后又移至上海。

　　抗戰結束前夕，葉恭綽幾經變故，貧病交加，無力保鼎。上海一個大商人陳詠仁為給自己留條后路，表示愿買此鼎，并約法三章，抗戰勝利之后一定將鼎捐獻國家。抗戰勝利后的1946年，陳氏如約將寶鼎捐獻給當時的南京政府，歸原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收藏，解放前夕被帶去臺灣，現存臺灣故宮博物院。

　　“萬印樓”藏璽印7000余方

　　金石大師陳介祺的“萬印樓”，是陳介祺存放金石文物的建筑，現被山東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850年，他在家鄉濰縣城內舊居建成“萬印樓”一幢，藏有商周銅器248件、秦漢銅器97件、石刻119件、磚326件、瓦當923件、銅鏡200件、璽印7000余方、封泥548方、陶文5000片、泉鏡鏃各式范1000件。因集有三代及秦漢印7000余方，名其樓曰“萬印樓”。

　　他的故居陳列館也在他誕辰180周年時正式開放，陳介祺故居占地約1公頃，多年來歷經滄桑劫難，現在僅存東樓及兩座大廳，位于濰坊城區芙蓉街北首，占地約377平方米，保存基本完好。東樓上下兩層即享譽海內外的“萬印樓”。

　　此外，還有未曾發表的著述手稿十幾種，1964年由其后人捐獻給國家。他的大量文物和著作，為后人進行歷史、文化藝術等方面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