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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楠／文
鹿野苑石刻博物館坐落在成都郫縣徐堰河的南端，河水從博物館旁邊流過，便向南奔去，綿延不絕，像“南絲綢之路”悠久的歷史。
實際上，鹿野苑得名自釋迦牟尼首次講法之地，這也體現了鹿野苑石刻博物館的收
藏主題——南方絲綢之路上的佛教石刻藝術品。博物館館長鐘鳴從前是詩人，對佛教石刻頗有研究，并且鐘愛此收藏。據他介紹，從漢代石刻到唐代佛像，林林總總，大約有2000多件館藏藏品。
2000年初，鹿野苑通過四川省審核，成為四川省第一家私立博物館。2002年，博物館開張，好不熱鬧。然而到了2005年，鐘鳴也開始為博物館將來的發展憂心忡忡，“開始想把博物館做成社會公益事業，靠有識企業來支撐我們。可是我們也要考慮怎樣收回投資成本，怎樣發展壯大，我們要尋求自身的良性循環。”
鐘鳴為博物館算了一筆賬，從2002年建館費用，整理收集佛教石刻藏品，到最近即將完成的擴建的長沙窯館藏的投入，全部投資在2000萬元以上。這些資金都靠鹿野苑石刻博物館的上屬公司——鹿野苑文化傳播公司來支付。目前，公司正在籌劃一個大型的文化項目，但能否做成這個項目，鐘鳴沒有十分把握，所以未來博物館的前途并不輕松。
并不是鹿野苑一家私立博物館感覺不輕松，北京的觀復古典藝術博物館館長馬未都說：“最近，我的博物館在改制，因為這已經關系到博物館的生存。”
馬未都有幾十年的個人收藏經歷，以收藏明清古典家具為主，藏品達上千件。對于這些至寶，馬未都最大的心愿就是建一個博物館，讓大家一起分享。觀復古典藝術博物館終于建立了。號稱“中國第一私立博物館”的它，從1996年通過審批成立到現在，有近10年的歷史。
1997年博物館最早落戶前門琉璃廠商業街，2001年遷址朝內南小街，2003年又整體搬遷到郊區。雖說展廳面積越來越大，展品內容形式也越來越豐富；客人卻越來越少，經營也越來越困難。由于博物館的展品主要是馬未都的個人收藏，因此維系博物館的責任也是他一人承擔。然而入不敷出的狀況，使馬未都不得不考慮博物館改制：“觀復古典現在改成理事會制，由理事們集體出資來經營博物館，分攤博物館支出。其實就是大家共同分擔博物館的經營風險，一起支撐博物館活下去。”
歷盡坎坷的私立博物館還有中國惟一的性文化博物館——由劉達臨主辦的中國性文化博物館。劉達臨是我國知名的性學家，他傾其所有搜集了中國古代性文物和性民俗用品1300余件，在海內外多次成功舉辦展覽。1999年又在上海建立了中國首座的性文化博物館，對公眾開放。
之后博物館的命運卻是一波三折。從1999年在上海南京路繁華區開業，到無法承擔高額房租稅收等支出搬至低成本的上海武定路，直至最后慘淡經營不下去。2003年，江蘇同里鎮主動提出簽約扶持博物館。除了免費提供麗則女校一座古宅為博物館新居，還出資逾百萬幫助博物館整體搬遷和修繕及擴建。劉達臨在談到辦博物館的心得時，深感遺憾他們不得不離開上海。
以上三家博物館分別代表了中國現在主要存在的私立博物館的三種形式：
一、私有企業出資辦的博物館，如鹿野苑石刻博物館；
二、基于個人收藏辦的博物館，如觀復古典藝術博物館；
三、個人籌集資金辦的博物館，如中國性博物館。
無論形式如何，私立博物館的共同之處都是難求發展。原因何在？
馬未都指出：“根本在于沒有國家政策法規支持。”觀復博物館最初進行注冊時，首先遭到工商部門拒絕。之后在北京民政部通過注冊時，由于私立博物館是非企業、非事業、非社團單位，被定性為“民辦非企業法人單位”。然而，對于所謂“民辦非企業法人單位”，國家法律并沒有明確的政策規定進行管理或扶持。
馬未都說：“由于被定性為非企業，我們不能進行營利行為。即使允許收售門票，所得收入還被納以稅收，微薄收入也所剩無幾。”
鹿野苑石刻博物館在四川省注冊時，被定性為“民間社團”。國家、地方都沒有對“民間社團”的明確政策支持。鐘鳴說：“博物館的巨額支出，靠門票根本不可能解決。門票收入又被納入稅收。所以博物館完全要靠上屬企業資金支持。”
劉達臨在上海市政部門多方奔走，希望能夠得到政策保護、資金支持，來保全中國惟一一家性文化博物館，然而沒有結果。
那么中國的私立博物館又該如何堅持下去？
鐘鳴：“私立博物館的發展從根本上應該得到國家政策支持。我們還在等待。”
實際上，國家政策在逐漸發展，完善。幾年以前，私立博物館完全無從談起。2002年10月，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正式頒布，在之后出臺的《文物保護法實施細則》中，才首次將我國民間收藏納入了全社會參與文物保護事業之中，確立了民間收藏的合法地位。 2001年1月1日，北京市正式出臺《博物館管理條例》。條例對個人開辦博物館的政策是：辦館宗旨明確，展品能夠支持展覽思路，內容不與其他博物館的沖突，符合以這些申辦條件就可以填寫申報材料，再經過專家鑒定館舍、藏品，審核資金來源，就可以開館。并且在北京市文物局設有專人負責私人博物館的接待、咨詢和注冊登記。相對于1996年馬未都最早申辦私人博物館時的兩難局面，這無疑是對私人開辦博物館的首肯。
北京文物局博物館處處長劉超英說：“國家對私人博物館的態度是支持的。”
從北京市頒布《博物館管理條例》以來，北京市文物局對于私人開館的申請過程中申報、鑒定、審核的全部手續全部實行免費。然而面對大量新建的私人博物館，在它們的發展受到制約時，劉超英也表現了無奈，“我們現在是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并不能根本上解決問題。現行的《博物館管理條例》已經和私人博物館發展不相符。需要國家出臺新的政策，解決關于私人博物館的諸如稅收，捐贈等問題，從根本上促進其發展”，“私人博物館是一項積極的文化事業，是國家的事業，該靠國家大力扶持。”
按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衡量一個國家文明程度的標準，博物館的數量和形式的豐富程度是非常重要的指標。在海外有多年策展經驗，任教于中央美術學院的皮力說：“美國對于公立博物館的資金支持和博物館的自籌資金比例為11，對捐贈藝術品的給予捐贈品同等價值的免稅；對于私立博物館，則給予更高金額的免稅支持。這些政策積極地促進美國博物館的發展。”
正是在這種氛圍下，造就了美國文化產業的繁榮現象。以2001年為例，美國文化產業產值年達1萬億美元，相當于我國前年GDP總量 。僅從博物館數量上，據2003年美國博物館＆圖書館研究院(Institute of Museum ＆Library Services，)的統計美國博物館總數超過15500，是我們的7.5倍還多。
從文化積累方面，中國相對美國的優勢顯而易見。且不說國寶收藏，光是散落民間的字畫、雕刻、瓷器、家具等等就難以計數，單靠國家是不可能收藏完整，保護周全的。
國家文物局提出，到2015年，中國將在現有2000余座各類博物館的基礎上，再建1000座，基本實現每個中等以上城市擁有一座功能齊全的博物館 。然而這一目標的實現，還取決于很多因素。全國新近涌現的大大小小的私立博物館，有的還存在著，有的已經消失了。作為創建私立博物館的過來人，鐘鳴表達了一部分人的心聲：“希望中國和國際接軌，支持私立博物館的發展，把我們的古老文化更好地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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