繪畫是一種偉大的物事。唐代張彥遠在《論畫》一著中，開宗明義即稱：“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并運……”張氏將繪畫之功能夸張到“驚天地泣鬼神”的地步。雖有夸張，但著實思考起來，無論如何繪畫也是展現人類智慧、表述人類文化的物事。張彥遠又在《論名價品第》中曰：“書畫道殊，不可渾詰。書即約字以言價，畫則無涯以定名……”古今名畫在人類社會的主權轉移中，將“主權”硬以俗套的“價值”去衡量和實行，這只是人類社會為流通而產生的一種行為或手段，其實就繪畫本身而言，其價值的權衡是“無涯以定名”的。

　　事實上，人們在詮釋和評估作品的價值時，卻很難找到某種正確的準則，人們總是把繪畫作品的一些社會背景因素作為尺度。在當代，人們幾乎既拋棄了古人的“六法”基準，又不提社會主義時代的思想性和藝術性要完美統一的原則。在繪畫市場上，經紀人常常稱某某作者是主席、會長、理事、院長、顧問等許多名目的頭銜，虛虛實實成堆成套。如果作者連“會員”都不是，其作品也就免提了。經紀人根本沒有向收藏家介紹作品的風格、流派、個性特色、思想觀念、藝術品質、藝術含量……對此情景，大多數收藏者因為自己是“門外漢”，還沒有來得及對作品認真斟酌，就依作者頭銜高低拍板定價了。

　　以頭銜論價在一些人看來興許是天經地義的事，但仔細琢磨，頗悖常情常理。首先，繪畫精品“無涯以定名”，是難以確立任何量測“價值”標準的，豈是畫家頭銜能“一錘定音”之事？其二，藝術界行政職位并非也不可能僅以藝術造詣高低或藝術成就大小為任用標準。當然，美術界也有一些優秀藝術家擔任行政職務，但畢竟職位高低和繪畫作品評估準則應是兩種不同的概念和范疇。其三，藝術界行政職位并非終生頭銜，而是有階段性的。如果單憑頭銜定作品高低優劣，跟著畫家頭銜的上下起伏變化，藝術市場將如何去追蹤和適應？繪畫作品畢竟關乎人文、歷史，它必然經歷時間的洗禮，而頭銜和職位卻流動如走馬燈，它并不能保證其作品的水平和價值。

　　隨著歷史的發展，時代的變化，繪畫作品在人們眼目中終究會逐漸回到“就作品論作品”的位置。比如，北宋名畫《煙江疊嶂圖》、《漁村小雪圖》，人們先為它們的藝術魅力所折服，然后細究之，方知作者王詵曾為北宋神宗的當朝駙馬爺，不過絕非因王詵是駙馬爺而落筆必成神品。人們在欣賞其作品之余，才知畫家王詵還當過駙馬。又如清代慈禧太后舞文弄墨，指染丹青，人皆盡知。在清代，她的“四君子”、“三清”、“三友”等作品是御筆名品，可謂是至高無上的，而清代畫家的布衣僧人朱耷、石濤的作品當時根本不能與其相提并論。但時移勢異，朱耷、石濤的作品因其高深的藝術造詣而光彩奪目、價值驚人，而慈禧太后的畫作卻少有人提及，甚至她能繪畫也被后人遺忘。

　　如今的藝術市場，人們只憑畫家頭銜定價位，而忽視藝術作品本身的諸多因素，實際這是對藝術市場的一種誤導，其結果影響到許多作者不在藝術研習和創作上下苦功夫，而著力于追求虛榮和頭銜。同時讓一些慕名而來的收藏家收到一些名不副實的作品，無疑經不起歷史的驗證，當收藏家明白曾經將瓦礫當珠玉時，所蒙受的損失已隨時光的流逝無可挽回了。要知道，優秀的藝術作品，展現著作者的學養、思想、精神面貌和藝術造詣，決非作者的頭銜和職稱所能涵蓋的。因此對“無涯以定名”的繪畫，原本極難有明確的權衡尺度，品畫怎能單看頭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