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隨著西方鉛字排版印刷術的傳入，我國古老的雕版印刷術逐漸被淘汰，刻本書籍遂漸漸淡出人們的視野。所以版本學大都在清末終篇，藏書家的視線也大多在嘉慶、道光之前打住。近年來隨著古籍版本收藏的不斷升溫，民國刻本這個以前版本學里不講、藏書家們不屑的種類漸入法眼。實際上，民國初年當雕版印刷失去其技術上的主導地位之后，仍是有一批人將其視作工藝沿襲下來。因此也就出現了幾個以傳統工藝刻印書籍的小群體，他們刻了不少書籍，成為古籍版本的絕響。

　　民國刻書，以藏書家為主體，如吳興(今浙江湖州)的三大藏書家張鈞衡、蔣汝藻、劉承干，安徽南陵徐乃昌、貴池劉世珩，浙江仁和吳昌綬，江蘇武進董康、陶湘等。也有一些私人刻書，比如杭州渭文齋刻有《棲碧山人吟稿》三卷、詞籍收藏家林葆恒于民國十九年(1930)刊有《閩詞徵》六卷等。同時一些書坊也刻印書籍，比較著名的有揚州陳恒和書林。陳恒和(1883-1937)，江都人，于民國十二年(1923)創設陳恒和書林，陳恒和去世后其子履恒繼承父業。陳氏父子輯刊《揚州叢刻》二十四種、四十七卷，尤為世人稱道，時人以汲古閣毛氏、掃葉山房席氏相推許。

　　民國刻書有一個比較明顯的特征就是叢書多。張鈞衡刻有《適園叢書》十二集、七十二種，共一百九十二冊，費時前后六年刻成。劉承干刻有《嘉業堂叢書》五十六種，劉世珩刻有《玉海堂影宋元本叢書》二十種，等等。這是因為，刻書者大多是藏書家，所刻之書大多以自家收藏、自己喜歡、自有價值為選材標準，往往一網打盡，變眾書為一書。

　　民國時期刻書最精的應推董康和陶湘。董康(1867-1947)字授經，自署誦芬室主人，江蘇武進人，光緒十六年進士。平生致力于藏書刻書，刻有《誦芬室叢刊》等。董氏刻書極重視質量，紙用上等棉連，墨選上等黃山松煙。選擇底本也非常認真，均經�？倍�后付梓。陶湘(1871-1940)字蘭泉，號涉園，也是江蘇武進人。一生喜好藏書刻書，所刻《百川學海》一百種等，刻印精良，為藏書家稱賞。同時期在同一地方出現兩位一流的藏書家刻書家，值得玩味。

　　民國刻本的價值，最主要的是它的學術性和資料性。刻書者大多為有學問的人，所刻之書自然以有益學問為首選。上世紀90年代上海書店出版《民國叢書》時，顧廷龍先生就曾建議出一個“民國刻本”專輯。觀賞性也是民國刻本的重要價值之一。刻書者是行家，自然對于用字、用紙、用墨、刻工、印刷、裝訂等有特別要求，因此，許多民國精刻本影宋幾可亂宋。基于這兩方面的價值，版本專家黃永年先生樂觀地推斷，假以時日，民國精刻必登善本大雅之堂。2007年春、秋兩季古籍善本拍賣會上，各有一部民國徐乃昌影明小宛堂本《玉臺新詠》十卷(二冊)分別以14.3萬元和14萬元成交，從一個側面對黃先生的推論作了一個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