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扶風縣青銅器窖藏出土的27件(組)器物中有兩個大口尊造型奇特、引人注目，共有銘文222字(之前認為228字)，內容完全一樣。近日，考古專家對這些銘文進行了解讀，發現銘文可與以前出土的兩件青銅器連接成一個完整的故事，共同講述了西周晚期一貴族向國家司法人員行賄的過程，內容涉及西周晚期的土地制度、宗法制度和司法制度。

　　三種銘文講述一個故事

　　專家介紹，要解讀大口尊銘文的意思，不得不提到傳世的“五年 生簋”和“六年生簋”。在“五年生簋”上，記載著這樣一件事：西周厲王五年，一位名叫生的貴族因大量開發私田及超額收養奴仆，多次被人檢舉告發。因為當時嚴禁開辟不用納稅的私田，也不允許多占奴仆，生的行為明顯違犯了國法，按律當罰。為此，司法機關多次前往調查，朝廷也指派一個名叫召伯虎的人負責督辦此案。于是生先是給召伯虎的母親送了一件珍貴的青銅壺，請召伯虎的母親以其在朝廷做大官的丈夫的名義，在召伯虎面前說情。后又送給召伯虎的父親一個大玉璋。在召伯虎答應他的請求后，召伯虎得到了一件朝覲用的禮器圭。而“六年生簋”的銘文表明，到了第二年四月甲子的一天，官司有了轉機。召伯虎告訴生，這場官司終于平息了，都是因為他的父母出面講話，并把判決的副本送給生。生再次送給召伯虎一塊玉作為報答。至此，一場奴隸主權貴與國家較量的官司，最終以生的勝利結束了。

　　可是一個官司怎么打了一年多呢？這中間有什么變故嗎？此次出土的大口尊上的銘文解釋了人們的這個疑問，與兩件簋上的銘文構成了一個完整的事件。

　　大口尊銘文說的是，西周厲王五年九月，生給召伯虎之母及參與審理官司的官員分別送了玉璋、玉璜及絲織物，而且給召伯虎之父做了祭祀用的尊(即出土的這對大口尊)。原來，是生的官司太大了，第一次送禮送得還不夠，沒有把事情“擺平”，無奈，生只好再次送了重禮，才使拖了很久的官司有了結局。

　　此外，大口尊的銘文還表明了五年、六年簋的制作地。過去，人們只知道現傳世的五年、六年簋分別在美國紐約和中國國家博物館保存，但一直不清楚其具體出土地點。大口尊的出土清楚地表明，生家族就居住在扶風五郡一帶，五年、六年簋也應當在這一帶出土，而且這一帶也是召氏家族的勢力范圍。這為西周世族政治研究提供了極其珍貴的資料。

　　大宗全力以赴護生

　　然而，在生土地糾紛官司中，召伯虎為什么敢明目張膽地徇私枉法？這又牽扯到了中國古代的一個宗法制度。寶雞市考古隊副隊長辛怡華介紹道，按照宗法制度，周王自稱天子，王位由嫡長子繼承，稱天下的大宗，掌有統治天下的權力。天子的眾子或者分封的諸侯，相對于天子來說是小宗，在本國為大宗，以此類推。在各級貴族組織中，這些世襲的嫡長子，稱“宗子”或“宗主”，以貴族的族長身份，代表本族掌握政權，成為各級政權的首長。在宗法制度支配下，宗子有保護和幫助小宗的責任。在這場官司中，生、召伯虎同屬于一個大家族，相對于生家族，召伯虎之父即銘文中稱為宗君幽伯的，是他們的大宗，大宗有責任保護生。因此他才會全力以赴地替生開脫罪責。辛怡華說，從官司的曠日持久來看，他們也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因為畢竟是和奴隸制國家較量嘛！

　　逃跑時將禮器埋地下

　　可是“五郡窖藏是在什么情況下埋藏的？”專家告訴記者，周厲王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暴君，禁止言論自由。召伯虎曾提醒厲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可昏庸的厲王不聽，最終厲王被“國人”趕下臺，客死他鄉，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國人暴動”。在這次事件中，召伯虎曾使用調包計保住了太子靜(即后來的周宣王)的性命。為了安全，召伯虎帶著太子靜潛出鎬京，逃到東都洛邑(今天的河南洛陽)。

　　辛怡華說，多占土地和奴隸的生對召伯虎來說是小宗，我們推測在大宗召伯虎逃往洛邑時，生也隨之逃走。慌亂之時，就把帶不走的青銅禮器藏在居住地，希望以后回來，但歷史沒有給他們機會。

　　窖藏青銅器帶來更多謎團

　　西周是青銅器銘文的最盛期，銘文涉及范圍十分廣泛，內容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法制、禮儀等。而以敘述王室政治謀劃、歷代君王事跡，以及祭祀、戰爭、賞賜、冊命、土地轉讓、刑事訴訟、盟誓契約為最多，研究價值也最珍貴。可像五郡大口尊銘文記載的行賄受賄的事件卻不多見，畢竟這是徇私枉法、見不得人的事。這種事為什么還要鑄器記載，而且還要鑄上兩件傳于后世？還有，此次出土一些青銅器究竟是舀酒器還是飲酒器，應如何定名？為什么把眾多的小如徽章的車馬器也藏于窖中……這都有待于進一步考證。記者郭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