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攝影記者/任玉明 免冠黎元洪紀念幣（真品）     戴帽黎元洪紀念幣（偽品）錢幣市場的三個環節——學術界、收藏者和商家之間，存在一個怪圈。收藏者和商家誤讀著錢幣，卻掌握著輿論。往往需要學術界先行多年，真相才會慢慢獲得收藏圈的認同

　　“現在的錢幣界就像這盆花一樣，”說起錢幣收藏中的真假問題，52歲的錢幣鑒定專家錢嶼半開玩笑地拿他家窗臺上的一盆仙人球打比喻，“盆里本來種的是仙人球，外圍長的野草都是小鳥叼來的種子。沒想到現在草反而長得比仙人球還要茂盛，仙人球看不出來，一眼看上去全是野草了。”

　　錢嶼先后在無錫博物館和上海博物館研究錢幣26年，出版了15部著作。他見過舉世罕有的古幣、驗過千奇百怪的假幣，更不遺余力地搜集了各種普通收藏家很難接觸到的珍貴錢幣書籍資料。在他眼里，目前國內的錢幣收藏圈和流通市場盛行著太多錯誤的認識，誤導著藏家也擾亂著市場。

　　錢嶼說，錢幣市場的三個環節——學術界、收藏者和商家之間，存在一個怪圈。收藏者和商家誤讀著錢幣，卻掌握著輿論。往往需要學術界先行多年，真相才會慢慢獲得收藏圈的認同，從而最終影響到商家。

　　為此，盡管近十年來錢幣升值迅速，錢嶼卻一直在博物館潛心研究，自己沒有收藏過一枚錢幣。每天看看書，寫寫文章，這個錢幣界的“除草人”，錢嶼做得很自在。

　　從讀書到寫書

　　錢嶼的錢幣鑒定功力和讀書是分不開的。還在南京大學攻讀考古學時，他就選修了一門中國現代史史料課。這并非是專業必修課，但是錢嶼卻從中獲益匪淺。這門課系統地教授了到檔案館查找資料的方法，以及清末民初國內報刊雜志的種類。錢嶼從此養成了泡圖書館、檔案館的習慣。

　　進入博物館獨立擔負起研究任務后，錢嶼就更加離不開圖書館了。研究中一有疑問，就到圖書館泡個兩三天，從史料中尋找答案。甚至連公休假期，錢嶼也不放過機會，常到徐家匯藏書樓一本一本地抄舊報刊，搜集了大量民國時期外國人在滬研究錢幣的資料。

　　2005年出版的中國銅元研究領域的經典之作《中國當十銅元》，就是錢嶼和弟弟錢律兩人根據原作者特拉西·伍德華（A. M. Tracey Woodward）于1926到1935年間在《中國科學與藝術雜志》上連載的英文原文（后曾結集出版英文本）編譯的。

　　民國時期，中國錢幣的收藏和研究達到了第一個高峰。但是當時的主要收藏者和研究者都是外國商人和外交官員。迄今為止，錢幣研究界最重要的兩本近代機鑄幣學術著作也是由當時兩位外國人所寫。其中一本正是伍德華的《中國當十銅元》，而另一本則是被佳士得、蘇富比等海外拍賣行奉為錢幣拍賣首要參考書的奧地利人耿愛德（Eduard Kan）所著《中國幣圖說匯考》。

　　和伍德華一樣，《中國幣圖說匯考》的作者耿愛德也是當年滬上一位著名的錢幣收藏家。他長期在中國從事金銀進出口業，收藏也以金銀鎳鋁幣為主。他的《中國幣圖說匯考》迄今仍是一本重要的中國銀元參考書，然而此書僅在中國香港和美國出過兩版，存量極少。

　　錢嶼就藏有一本珍貴的1966年美國版《中國幣圖說匯考》。這是他1986年托一位同學在美國一個拍賣會上以600美元購得的。當時錢嶼每月的工資只有64元人民幣。買下這本書后，錢嶼都不敢讓朋友將它郵寄回國，生怕途中有閃失。一直等到1988年朋友來中國旅游，錢嶼才終于捧回這本夢寐以求的著作。拿回家當晚，錢嶼就著手翻譯了起來。不過由于耿愛德1962年去世到現在還不滿50年，版權問題沒有解決，因此一直沒法出版中譯本。

　　“但該書到2012年肯定要出版的，出版以后，錢幣界就會得到一本具有系統性的常備工具書，并從中得到許多借鑒。”

　　辨偽容易辟謠難

　　在收藏界，幾十年前某個離奇的謠言，很可能到現在積非成是，被人奉為史實而左右收藏者的判斷。長期翻閱早年史料和報刊記載，錢嶼見到了太多這樣的荒唐事。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圍繞壹元黎元洪開國紀念幣展開的爭論。

　　這枚紀念幣目前存世有兩種版別。其中的黎元洪像一為免冠、一為戴帽。而戴帽黎元洪紀念幣，還有兩種錯版。一種將背面珠圈上的英文“THE REPUBLIC OF CHINA”中的“OF”多加了一橫改為“OE”；另一種則將“CHINA”中的“H”去掉一橫改為“II”。

　　這兩種版本的紀念幣現在市場價都能達到十幾萬甚至二十幾萬元人民幣，而錯版因為數量稀少，因此價格更高。

　　然而經過錢嶼考證，歷史上只有在1916年黎元洪繼任大總統后，發行過一枚免冠黎元洪紀念幣，而且只有一個版別。根本沒有鑄行過什么戴帽黎元洪紀念幣，更不存在錯版。

　　然而錢幣界卻一直認為這兩種紀念幣皆為真品。傳聞主要認為，是先有戴帽黎元洪紀念幣“OE”錯版，發現錯誤后，再鑄造了戴帽黎元洪紀念幣正版。此后又鑄造了免冠黎元洪紀念幣。因兩種紀念幣形制模仿1912年孫中山像開國紀念幣壹元，因此大家都以為這兩枚黎元洪紀念幣也是1912年湖北造幣廠鑄造的副總統像紀念幣。然而據錢嶼考證，按照1912年3月頒布的大總統令，只有大總統像才可鑄行紀念銀幣壹元，根本不存在副總統像紀念幣。

　　當錢嶼在他的《近代機制幣辨偽圖鑒》中指出戴帽黎元洪紀念幣為臆造品時，許多收藏者都不服，甚至有人義憤填膺地寫信說自己曾在《北華捷報》上看到過這段史實。

　　于是錢嶼干脆再跑了一趟圖書館，終于在1919年10月25日出版的《北華捷報》中找到了所謂的“史實”。當天的《北華捷報》上刊登了當年錢幣界頗具影響的外國收藏家羅斯所寫的文章《民國鑄幣》。而那段“史實”則是出現在寫給羅斯的一封讀者來信中。

　　該讀者在信中講自己聽說有3000枚戴帽黎元洪銀元發生了鑄造錯誤，但只收回2700枚，余下300枚錯幣仍流通在外，因此向羅斯先生求證該傳聞是否屬實。顯然這個故事只是寫信人道聽途說而來，連他本人都不確定是真是假，實際上羅斯本人對這一說法也不以為然，并未予以肯定。然而經過人們口口相傳，傳聞就變成了事實，大家對戴帽黎元洪紀念幣的存在深信不疑。

　　圖錄有助辨偽

　　錢幣造假共分三種。一是私鑄，也就是舊時用減少成色、減輕重量的銀、銅幣，混入流通貨幣謀取利潤。二是臆造，也就是文物造假。戴帽黎元洪紀念幣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而另一種更難辨識的文物造假方法是仿造。仿造品不僅成色、分量、圖案皆與真品相同，有時甚至比真品制作得還要精美。

　　上世紀40年代，上海灘上一家著名的“麒麟錢幣社”就經常制造這種仿品出售。其中一枚“福建官局造光緒元寶庫平七錢二分”銀元制作尤其精美，甚至超過了真品。致使收藏界對其真假產生了懷疑。然而懷疑始終是懷疑，沒有人能證實它的確為仿品。

　　后來麒麟錢幣社由于內部分錢不均，不歡而散。偽造人之一平玉麟最后死在獄中，而另一人楊成麒則在多年后來到了上海博物館錢幣組。錢嶼這才輾轉從楊成麒口中證實這枚“福建官局造光緒元寶庫平七錢二分”真的是仿品。

　　錢嶼承認，如果沒有當事人之言，一些仿制品是很難鑒別的。對于臆造品，只要多積累經驗，多看前人的著作、論文，熟悉歷史就能輕易鑒別。“但鑒別仿制品是要看真本事的。”目前只有一種繁瑣的方法可以鑒定仿制品，就是看版別。

　　由于鋼模較易磨損，通常鑄造一種錢幣，都需要換幾次鋼模。因此同一類錢幣之間都會存在一些細小的區別。即使是同一個鋼模，最初和最后鑄造的錢幣也會存在一種漸變的差異。版別鑒定法，就是把所有真品的版別按秩序排列出來，再將仿品一一對比。如果排不進任何版別中，那這枚錢幣就是仿品無疑了。

　　在這種鑒定方法中，《中國當十銅元》、《中國幣圖說匯考》這樣的工具書就很有幫助。伍德華和耿愛德都是民國時期滬上錢幣收藏家中的佼佼者。身前藏品數量之大，恐怕后人難出其右。

　　然而令錢嶼覺得可惜的是，這兩位大藏家的藏品如今已流失了大半。“耿愛德的藏品一部分還藏在大英博物館，一部分在上世紀80年代流往境外。不過隨著中國的強盛，相信這些錢幣最終還是會回到祖國。”

呂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