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采取合法和理性手段積極召回海外文物外，我們也該搞好文物保護工作，這樣才能為國寶的回歸創造良好條件。

　　2月24日，法國巴黎法院就圓明園獸首拍賣案作出宣判，駁回中方律師團要求禁止拍賣的訴訟請求。這意味著，近期受到國內高度關注的圓明園獸首拍賣將如期舉行；同時也表明，采取法律途徑追索獸首銅像的努力已經暫告段落。

　　耐人尋味的是，由數十名律師組成的文物追索團隊對此結果并不意外，認為這場訴訟的意義比結果更重要，因為它讓民眾知道很多文物流失國外，同時也讓法國人知道，法國有這么一段不光彩的歷史。

　　律師團的理性態度值得贊賞，筆者也認為，召回海外文物只能量力而行，不外乎采取這幾種辦法：一是依據相關國際公約，通過法律途徑索回；二是采取半公益半市場運作方式“贖回”，即以“協商價”購回文物；三是由民間出資購買并捐贈給國家；四是通過參與市場競拍購回。這些辦法都有過成功案例。

　　其中，通過法律手段追索文物，無疑是最正當卻也是最艱難的辦法。這主要和文物流出時的情況、文物現狀以及國際公約的約束性和適用性等因素有關。就此事而言，大家都知道獸首銅像是被當年的侵略者公然掠奪走，然而時間久遠，中間又經多人之手，所有權發生多次輾轉變更，因此在法律認定和適用上必然存在相當難度。

　　顯然，中方律師團也看到了這一點。他們所做的，其實就是“做自己應該做的”，也就是循由法律框架和途徑，窮盡法律所賦予的理性維權手段。當這一條路被證明走不通后，我們仍然可以采取其他合理手段(比如協商贖回或競拍)，繼續為文物回歸而努力。況且，從法院的駁回理由來看，法律的大門并沒有完全關死——法院駁回理由在于，(請求人)歐洲保護中華藝術聯合會沒有直接請求權。或許，我們還有機會換個“原告”繼續跟進。

　　近年來，流失海外的國寶越來越受到關注，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公眾文化認同感的提升。這說明召回海外文物的根本目的應在于保護國家文物遺產，增進公眾文物保護意識。因此，除了采取合法和理性手段積極召回海外文物外，我們也該搞好文物保護工作，這樣才能為國寶的回歸創造良好條件，讓公眾更加支持海外文物追索行動。

　　然而，在這個方面不得不說仍存在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就拿圓明園來講，這座歷史遺址的保護問題，近年來可謂爭議不斷。遠的既有轟動一時的“圓明園地膜工程事件”，近的則有圓明園重建之爭。據悉，圓明園復建工程已經進入實際操作階段，然而復建是否意味著另一種破壞，質疑的聲音從未消停過。加在圓明園之上的過度商業化色彩，一直為人所詬病。

　　這樣的情形，不免讓人產生疑慮：就算不計代價地追回文物，我們能夠好好地保護這些歷史遺產嗎？再比如說，假如這對獸首得以成功召回，結果卻成了相關管理部門的門票收入來源，今日為召回行動而付出汗水的人們，會不會感到些許失落？雖說這看起來像兩回事，但實際上，能否讓公眾看到相關部門保護文物遺產的決心和行動，正是海外文物召回的一個民意基礎。如果采取各種手段追索文物是必須去做的事情，為保護文物盡其所能同樣值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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