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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彩嬰戲罐，造型敦厚古雅，唇口、短頸、豐肩、斂腹、澀底微凹。全器繪四層圖案，頸部畫簡化倒垂蕉葉紋；肩部于一周斜格錦地設四組橢圓形“小開光”(此紋樣，因不見文字著錄、又不詳其意，故暫名)，并間以上下對稱菊瓣紋(此紋飾，亦不見有文字記述，暫名)；腹部繪六小兒打蕉旗、騎木馬、舉桂冠之“登榜打馬游金街”嬰戲圖；脛部的邊飾，以間距相等的斜線作分隔，上繪錦地紋，下設菊瓣紋。除頸部邊飾敷紅綠兩彩外，其它圖案皆以紅、綠、黃三色滿繪。畫意稚雅，敷彩濃艷，釉彩雖為麗紅、翠綠、嬌黃，然古樸之氣溢于
畫面。
客觀地說，如今市面上的明清彩器鋪天蓋地，占九成五以上系假冒，約有百分之二三屬舊白瓷上加新彩，真品十分罕見。我把此五彩人物罐視作明代真品，是為器身所上地釉，呈白中略閃微灰黃色調，完全符合明嘉萬時期白地五彩瓷釉面當有的色澤特征(該時期彩瓷釉面的色調，另有一種為白中閃青)；其次，紅綠釉深濃、色彩熾烈，而黃釉顯得勻、薄、色淡如奶黃，具有明正德“嬌黃”之態，這類紅綠與黃，在色彩上的反差，實屬明嘉靖五彩承上啟下的獨特風格，斷非時下作偽者，或能巧合與領悟。再有是五彩中的綠釉，色澤翠綠純正、透明感強，這種純正與透徹，同仿品之綠釉色澤晦暗、釉汁混濁不清現象，有明顯區別。尤其是綠釉之濃、厚、均勻之狀，說明原料精細純凈，雖入彩爐經700℃—900℃的低溫烘烤，釉汁仍流而不散，邊緣清晰呈斑塊狀，為現代仿制品所不及。明代低溫綠釉的這一典型征貌(包括清三代低溫綠釉)，成了筆者斷定其為“開門”的主要憑據。除了上述的釉料特征外，該器釉面凝厚滋潤，通體舊氣自然。例如罐的內肩，開有六七處很難察覺的五色驚紋(一種極細小的裂紋)，紋片呈冰裂狀，有的頗似淺開的雞爪紋(仿制的雞爪紋呈崩裂狀、片紋較粗較直、呆板，且大多染色)，此為晚明時期一些胎骨略薄、質地疏松的香爐與罐上的習見現象，亦為年代久遠的一種標記。再則，其舊痕亦非常顯著，比如底部之使用痕，磨損痕跡貼切、細膩，散布的點、面合理，系長年積累所致，較人為做舊截然不同。此外，白釉與彩面上遺有少量細微的淺劃痕，劃痕連貫、光澤自然，可排除后加彩之嫌。
那么，曾有幸上手過此罐的一些愛瓷者，緣何失之交臂?因為在罐的底部有螺旋紋(旋坯痕)，而且螺旋紋是呈逆時針方向，加之罐上所繪的紋樣十分冷僻，于是憑著感覺，人們把它當成清代仿的，看成日本造的，甚者以為是贗品。其實，明代瓷器底部的修飾形式不惟刮底，從明初起就有少量澀底為旋坯，明中期旋坯痕現象尤為多見，晚明時，往往出現于一些精品瓷器上，例如筆者收藏的明嘉靖青花花卉洞石六方花盆，底部就帶有螺旋紋；還例如成交價為385萬元的北京翰海2004年春拍第2392號拍品明萬歷官款青花龍鳳紋獸耳出戟花觚，底部的修胎亦為旋坯。至于螺旋紋呈逆時針方向為日本瓷的說法，其實并不科學，是不是日本造，應從胎體、色彩及畫風上區分之。中國明清景德鎮窯瓷器，經常出現反螺旋紋制品(圖5、圖6)，這實為窯工個人手法所致，與國籍無關。
根據本文這件五彩罐的紋飾特點，它的生產時代，大致上還是容易認定的。譬如，按照人物紋的上體大、下身�。蝗宋锏男蜗笊鷦印⒃煨凸抛尽⒑旱哪X上部大，以及整體構圖舒展自然、紋飾粗獷細微兼備和畫面清麗、線條柔美等特點，不難同明代嘉靖萬歷時期的繪畫風格作連貫。然而，它確切的年代究竟屬嘉靖還是在萬歷?乃須借鑒流傳有序的及帶有確切年款的典型器，通過比較，方可從一些被人們忽略(包括造假者)的輔助紋上，找到正確答案：
明嘉靖紅綠彩云龍四方蓋罐，通高15.5厘米、口徑5.2厘米、足徑5.6厘米，器物以紅綠兩彩滿繪紋飾，底署青花“大明嘉靖年制”楷款，為官窯珍品，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比對其頸部紋飾，我們可以知曉，類似的簡化倒垂蕉葉紋邊飾，雖在嘉靖朝的青花瓷上絕少出現，可在同時期的彩釉瓷上，卻是一條地位顯赫的裝飾標志。而它出現在有確切年款的器物上，對于說明本文五彩嬰戲罐的確切時代，尤為重要。
著錄于《中國傳世名瓷鑒賞》上的一件五彩人物罐，系北京藝術博物館的藏品。該罐通高40.2厘米、口徑17.5厘米、腹徑33厘米，館方的文字云：“此器裝飾繁縟富麗，從蓋鈕至器足彩繪紋飾十余層，主體紋樣為明代瓷器上常見的‘琴棋書畫’人物圖案，人物形象生動，色調濃艷強烈，刻畫工整細密，是明嘉靖時期五彩人物紋飾的經典作品”。經過比較可一目了然，兩件五彩罐，除在頸部與脛部的裝飾上，有用筆粗獷與纖細之別；主體紋樣上，有構圖繁縟粗率與疏簡清麗之別外，它們時代性是一致的。對于筆者而言，令人興奮的是替物美價廉的五彩嬰戲罐的脛部邊飾，找到了直接佐證，并通過北京藝術博物館的五彩人物罐的頸部地飾，證明這條既罕見又不見文字著錄的紋樣，確實存在于中國、存在于明代嘉靖年間，并非別國。同時，從這兩件五彩罐的上下邊飾所反映出的各自工藝來看，顯而易見，五彩嬰戲罐的制作水準，堪稱精絕。
這件著錄于《明清筆筒》的明嘉靖五彩“鼓形文具”，系明代文人置于案頭的用器。對筆筒頗有研究的馬未都先生在其《明清筆筒》著作的前言部分里論述道：“這類一方四圓(個別也有五圓)孔的鼓形文具，很長時間名稱混淆，功能說法不一。這里，我們可以知道，這就是筆筒之祖，與后來生產的筒形筆筒大相徑庭�！睂τ凇肮男挝木摺钡臅r代，馬未都考證為“大都出自明朝嘉靖時期，上推正德，下接萬歷，尚未發現有形制相同者�！狈浅Ｖ档米⒁獾氖牵煨蜑榧尉笗r期獨有的該式“鼓形文具”，其主體上的五彩圖案，與五彩嬰戲罐肩部上的圖案如出一轍。由此可知，馬未都先生專用以講述筆筒演變史的筆筒之祖———五彩“鼓形文具”，它身披的紋樣，其實也屬嘉靖時期特有，也是上推正德，下接萬歷，尚未發現有裝飾相同者。由此還可以推斷，此類裝飾大抵為文人所鐘愛，所以，在明罐(罐與“官”諧音同)上屢屢出現并被大做文章，或配上“琴棋書畫”；或飾以“登榜打馬游金街”，以表達文人內心的追求與愿望。
再從造型上作判斷。此五彩嬰戲罐的形制，在明罐中并不多見。筆者經手明罐逾千，收藏近百，與之造型相似者僅一件，為嘉靖萬歷時期的青花云鶴罐(參見拙著《瓷器收藏實鑒》之罐瓶卷第56圖)。湊巧的是此五彩嬰戲罐造型，同耿寶昌先生于《明清瓷器鑒定》一書中用以起示范作用的彩圖62之“嘉靖款青花嬰戲罐”十分相近，又巧的是該青花嬰戲罐背面的一幀嬰戲圖(參見臺灣藝術家出版社《明代陶瓷大全》第328頁)，竟同五彩嬰戲罐構圖相類，童兒玩的也系“騎木馬、戴桂冠、打荷花”之類游戲。這些，與其說巧合，不如說是必然，是嘉靖瓷器的一種時代風貌上的必然。
高阿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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