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你一個機會，你會移民么？”如果把這個問題拋給中國的民營企業家，答案會是什么？

　　“移民不移居”，即把自己的家庭和部分資產通過投資移民的方式轉移到國外，自己仍在國內經商，已日漸成為一種普遍現象。

　　“溫州民營企業家中，有意向辦理投資移民、正在辦理和已經辦理移民的比例大概在70%左右�！泵襁M中央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溫州市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提供的數字有點觸目驚心。

　　70%，這個數字跟《2011年中國私人財富管理白皮書》的數據不謀而合。這份由中國銀行私人銀行部聯合胡潤研究院發布的白皮書提到，在對全國 18個重點城市千萬元級別以上富人發放980份有效問卷調查后，統計顯示60%的富人有移民意向或已申請移民，其中中國東部和南部被調查富人有移民意向的 超過70%。

　　另外一組數字在一定程度上則能說明，近些年有意向移民的人數在增加：根據公安部網站公布的近年來通過審核的因私出入境中介機構(即移民中介)名 單，2006年，全國只有485家移民中介，這個數字在2009年變為589家，2011年則為730家，且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浙江、福建、江蘇、廣 州、深圳等經濟發達地區。

　　然而吊詭的是，法治周末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這些移民的商人絕大部分都選擇了“移民不移居”，即把自己的家庭和部分資產通過投資移民的方式轉移到國外，自己仍在國內經商。也因此，這部分商人有了一個統一的代號：“裸商”。

　　不遺余力地拿到別國的綠卡或國籍，同時又堅持留在國內做生意，“裸商”們緣何作出這種選擇？

　　求安心

　　周德文每天都在跟企業家打交道，不少企業家會跟他商量怎么移民、移民到哪個國家。

　　他看到有的企業家為了更好地拓展國際業務而移民，因為獲得國外綠卡后，出國更為便利，談生意會更加方便；或者是獲得外國國籍后，以外商的身份在 國內可以享受各種投資和貿易優惠。有的企業家是為了讓子女有一個更好的教育環境，或者給家人一個好的生活環境、養老環境而選擇移民。也有的企業家由于身上 存在“原罪”，即在創業初期有偷稅漏稅的情況，或者利潤的來源依賴于某屆政府的某個官員，他們擔心某一天原罪被曝光或者自己依附的某位官員出了問題，自己 “苦心經營”的事業付之東流，從而選擇移民，并把資產提前轉移出去。

　　去年溫州民間借貸危機時，還有媒體報道有人甚至通過騙貸去投資移民，不過這畢竟是極少數案例。

　　但近幾年關于民營企業家移民的原因，周德文卻有一種強烈的感受：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因為不安心而進行投資移民的人數在增多。

　　“他們希望留在國內繼續發展，但是又擔心政策的不穩定性造成資產損失，比如山西煤改中，不少溫商投資的小煤礦在新政策之下被迫關�；蛘弑淮竺浩� 兼并，投資遭受損失。他們更擔心自己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擔心自己的財富安全甚至是人身安全，會在未來的某一天受到威脅。有時候，一個不負責任的小官就 能把一個企業整垮�！敝艿挛母嬖V法治周末記者，“因為這些原因，一些商人開始尋求通過投資移民的方式，讓自己更加安心�！�

　　其中“裸商”彭林就是如此。

　　2010年，彭林最終決定移民加拿大。導火索是，他的一塊價值過億元的土地，被當地有勢力的高利貸公司看上。高利貸公司通過偽造借款合同的方式，向法院起訴彭林，要求彭林償還借款，法院判彭林敗訴，并且迅速以低價將地塊拍賣給一家與該高利貸公司有關聯關系的企業。

　　上訴、找媒體曝光，一切都無濟于事，換來的是彭林以及家人的人身安全遭到威脅。

　　失望、失眠、痛苦、焦慮之下，彭林選擇移民到華人較多的新加坡，并盡可能地把閑錢轉移到新加坡，免得這些錢因為一些不可預料的因素歸零。

　　“這兩年國內對于私權保護的法治環境的現狀，是影響企業家移民的重要因素。我們經常說用法律保護個人的財產不受侵犯，但是作為律師，我們很多時候也無能為力。”北京投資移民律師網首席律師孫長剛在做業務的過程中，得出了如此結論。

　　然而，已過不惑之年的彭林及妻子，由于語言問題，完全在國外生活、工作依然比較困難。全家在國外的花銷又是一筆不小的數目，而在中國畢竟還是積 累了多年的市場和人脈資源。所以彭林現在的狀態是，把全家移民到新加坡，并逐步把國內的閑置資產轉移出去，在新加坡投資一些房產，分散在國內的投資風險， 然后讓國內的生意保持現狀，在資金缺乏的時候適當壓縮產業規模，同時再尋找新的賺錢機會。

　　缺信心

　　法治周末記者在采訪中發現，信心，是一個被多次提及的詞語。

　　而在民營企業家心中，對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信心，對民營企業的發展空間、民間資本未來投資環境的信心，似乎都有減弱的趨勢。

　　“每天刷微博，處處充斥著‘裸官’的跡象。當權者尚在有能力的時候把自己的資產和家庭轉移到國外去，他們都不愿意未來呆在中國，我們自然會想，這是為什么？”浙江商人王明說，“裸官的存在也給民營企業家帶來了很壞的示范作用�！�

　　王明之所以選擇移民，還有一部分原因是覺得在國內有種“風險我來擔，利潤你來享，為他人作嫁衣裳”的憋屈感。

　　“做實業，我們能做的只能是國有企業瓜分過之后的那些利潤并不高的行業。而且這些年生意越來越不好做，各項成本都在上漲，只有利潤率在下降。產 業升級、更新換代我們都知道應該做，但是每一次升級都需要錢，中小企業又很難從銀行貸到款，升級無從談起，只能維持在低利潤水平勉強生存。在金融行業，股 市我們進出是沒問題，但中國股市情況大家都知道；而投資銀行類金融機構這種利潤率較高的行業，民間資本又面臨重重的限制。”王明說。

　　接受記者采訪時，談到這里王明的聲調瞬間提高：“國家總是在說要給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同等待遇，并鼓勵民間資本進入到金融、鐵路、醫療等領域， 也總是在發文件，但是在現實中總是有各種各樣的阻礙。這讓我們總是充滿希望和信心，又陷入失望的低谷。所以我有時候就想，大不了不在這兒玩了�！�

　　但王明最終還得接著“在中國玩兒”，理由和彭林基本相似。

　　“而且我還是對在國內做生意心存僥幸，畢竟這里有自己熟悉的人和環境。而且有時候我會想，或許正是因為現在政策的不穩定、不明朗，未來能有更加高利潤率的投資機會出現�！蓖趺髡f。

　　去與留

　　盡管這些“裸商”們人在中國呆著，但是他們移民的方式幾乎都是投資移民，所以必然會從中國帶走一部分資產，且移民后他們在中國的所得也將會繼續轉移到國外去。

　　輿論也在不斷質疑，那些靠著政策紅利先富起來的中國人，不僅沒有帶動后富，還把在中國賺的錢大部分拿到國外消費，為別國的經濟發展做貢獻。甚至有人稱，這種做法正在掏空中國財富。

　　周德文認為現實似乎還沒有那么聳人聽聞，畢竟多數“裸商”的生意依然在中國。在世界范圍內中國經濟尚有向上發展空間的情況下，在商言商的商人們如果不是為了逃避法律責任等因素，暫時不會完全抽離中國。

　　但周德文擔憂的是，根據他了解的情況，由于很多民營企業家對未來的信心不足，以往想要移民的商人主要是生意規模比較大的商人，現在中小規模的企 業主的移民意向也在增強。如果這個形勢蔓延下去，帶來的就不僅僅是更多資本外流，還可能造成經濟發展問題、金融問題和社會問題。比如大量結匯轉移到國外， 會不會影響中國的外匯管理制度；比如民營企業如果都選擇移民且不好好在國內做實業，那么就會引起很多工人失業，從而對社會穩定帶來影響。

　　官方顯然早已注意到這種情況，在東南沿海，為了讓民間資本回流，各個地方政府使出了渾身解數。

　　以浙江省為例，浙江省各級政府除了為回歸企業制定了稅收、土地等方面的優惠政策外，還啟動對11個市、20個省級相關部門以及29個省外浙江商會的目標責任制考核。

　　“現在浙江省呼吁浙商回歸，但單靠地方政府并不能完全吸引民營資本。因為資本是逐利的，外流的資本能否回到中國、回到各省，要看中國的大環境。 這需要中央層面的改革，改革的重點部分在于立法，通過立法切實保障民營企業主的財產權和人身權，通過立法切實為民營企業營造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并嚴格 執法，消除移民企業家的顧慮，讓企業家的人和錢都心甘情愿、安心地留在中國。同時通過對偷稅、漏稅、騙貸等違法犯罪行為嚴加懲罰，形成遵紀守法的氛圍。” 周德文說。

　　(應受訪人要求，文中王明、彭林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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