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信托規模和券商資管規模的快速增長所呈現出社會融資渠道的多元化信號，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著金融脫媒的現象正在加速，這對于銀行的傳統業務來說是個不小的沖擊。

　　新金融記者 張晨曲 寧廣靖

　　不久前，央行發布了《2012年社會融資規模統計數據報告》，其中的變化引起了業界的廣泛關注。

　　十年前，我國的金融體系高度依賴銀行系統，2002年銀行貸款占社會融資總量超過91%。那時候，信貸變化幾乎可以完整地體現社會融資的波動情況。逐漸的這一比例開始回落，社會融資多元化趨勢開始顯現。繼在2010年跌破60%之后，近兩年該比例繼續下降至2011年的58%和2012年的52%。

　　2012年，信貸讓出了半壁江山，信托、債券等資金來源在社會融資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這樣的變化與金融行業“十二五”規劃的要求不謀而合，社會融資結構調整取得明顯進展。同時，社會融資結構的優化對于提升全社會的資金配置效率也將起到促進作用。

　　銀行信貸占比下降

　　央行發布的《報告》顯示，2012年全年社會融資規模為15.76萬億元，比上年多2.93萬億元。其中，全年人民幣貸款占同期社會融資規模的52.1%，同比降6.1個百分點；信托貸款占比8.2%，同比升6.6個百分點；企業債券占比14.3%，同比升3.7個百分點。

　　15.76萬億元社會融資規模已創下歷史新高。但值得關注的是，在去年全年2.93萬億的增長值中，貢獻最多的卻是信托貸款和企業債券，分別為1.29萬億元和8840億元，相比之下，信貸僅貢獻出7320億元。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所長杜曉山認為，目前的情況體現出國家優化社會融資結構已取得成效。“過去，我國的銀行貸款與直接融資的比例曾經達到過9：1，這樣的比例是不合理的。從其他國家來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能達到90%的間接融資比例是極少的。當然，國家會考慮增加直接融資比重，促進社會融資結構趨于平衡。”杜曉山在接受新金融記者采訪時表示。

　　《報告》中的這一變化引起了業界的廣泛關注。業內人士認為，可以按照央行的標準，將社會融資大致分為三類，即銀行貸款類(包括人民幣貸款和外幣貸款)、金融機構表外業務類(包括委托貸款、信托貸款和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和直接融資類(包括企業債券融資和境內股票融資)。由于經濟形勢和監管政策的變化，這三類融資方式在今年呈現出的新變動趨勢值得高度關注。

　　事實上，自2010年開始，非信貸融資比例逐漸上升。2008年，國家為了應對金融危機的沖擊，出臺了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通過信貸來刺激經濟增長，企業的資金需求基本由銀行貸款來滿足，但從2010年下半年開始，央行逐漸恢復了對信貸規模的控制，導致企業的資金需求無法通過信貸滿足，于是銀行開始借道信托、理財產品等非信貸類業務，但本質依舊是發揮信貸融資的功能。

　　安徽某裝修公司負責人告訴新金融記者，之前在他們的營運資金，有一多半都是從銀行貸款來的，估計占總資產的70%左右，但現在，銀行貸款連四成都不到，他們通過其他渠道獲取資金。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金融與證券研究所副所長趙錫軍認為，形成數據變化的原因之一是，“統計報告只統計金融機構的常規業務，其他方面例如銀行的理財業務等并沒有統計在內。”

　　此外，統計數據還顯示，2012年年末，主要金融機構本外幣工業中長期貸款余額6.34萬億元，同比增長3.8%，比上季度末低1.3個百分點，全年增加2350億元，同比少增2605億元。對此，方正證券[微博]研究所副所長石磊認為，中長期人民幣貸款與中長期直接融資表現出反向運動趨勢，后者對前者的替代性逐漸凸顯。

　　從時間節點來看，中長期貸款的增長乏力與監管部門整改同業代付業務不無關系。按照銀監會《關于進一步規范同業代付業務管理的通知》的要求，2012年年底后到期的同業代付業務應于2012年12月31日前并表處理，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對信貸額度的占用，同業代付的集中清理在短期加劇了金融脫媒，中長期貸款的需求進一步轉向信托、委托貸款等非銀行融資渠道。

　　信托、債券增長強勁

　　與信貸占比下降相對應的是，在2012年的非信貸融資中，企業債券和信托貸款占比顯著提升。其中，企業債券在社會融資規模中的占比從上年的10.6%提高至14.3%，信托貸款的占比從1.6%提高至8.2%，均為2002年以來最高。

　　對此，趙錫軍表示，目前國家對于信貸規模增長幅度有一定的限制，這是處于央行調控之下的，在無法通過銀行貸款來滿足的時候，企業就會尋求其他渠道，發債就是渠道之一。信托方面，因為有很多有閑置資金的企業自己不能發放貸款，但存款利率又偏低，于是，這些企業就會委托銀行或信托公司發放信托貸款，以期獲得較高的利息回報。

　　在杜曉山看來，企業債券的大幅增加與旺盛的需求有關。“中小微企業，包括一些有收益保證的地方平臺需要資金，很多會采用債券的方式，這類需求很大。”同時，他也預計未來債券融資會繼續快速發展。

　　統計數據可以看出，在信貸減少以及非信貸快速增加的背景下，實體經濟通過貸款以外的方式獲取資金的趨向十分明顯。

　　同時，以企業債券為主的間接融資規模的快速增長成為2012年社會融資總量結構性調整的具體表現。也就是說，經過政策引導和市場主體的持續努力，我國社會融資結構已經開始優化，并發生深刻的改變。2002年企業債券占社會融資總量不足2%，而2012年已占融資總量的14.3%，意味著債券市場已經成為除銀行貸款之外，企業資金來源的一個主要方面。

　　此外，對于那些無法獲得銀行貸款，且滿足不了發債條件的企業，信托貸款則成為有效補充，這樣看來，如果加上有直接融資性質的信托貸款等，直接融資的比重將更大。此前，銀監會非銀部主任李建華曾表示，截至2012年11月末，信托業管理信托資產達到6.98萬億元，即將進入7萬億時代。這樣的規模擴張甚至令同業刮目相看。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市場研究室副主任尹中立說：“信托規模增長非常快，這幾年漲了很多倍，從3000億增長到7萬億，這些資金很大一部分是從銀行體系‘流’出來的，因為受到信貸規模的制約，企業的貸款需求難以悉數滿足，這就需要通過信托來完成，可以說，如果沒有對信貸的控制，信托可能未必會實現如此快速的發展。”

　　“以前是銀行、證券、保險三足鼎立，現在(加上信托)是四分天下。”不久前，中國保監會主席助理黃洪在公開場合指出，五年前信托業總資產不到保險業的20%；五年以后，截至2012年11月份，保險業的資產為6.92萬億元，被信托超越。

　　回顧過往，2008年信托業全行業信托資產首次突破1萬億元，此后幾乎每年以約1萬億元的增長不斷刷新紀錄，直到進入7萬億時代。這是信托業的里程碑事件，另一方面，借助于信托業的爆發式增長，信托貸款也逐漸成為重要融資方式之一。

　　而信托貸款在2012年之所以持續上升并呈現幾何級數增長的趨勢，業界普遍認為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一是2012年以來各地都出臺了規模龐大的地方投資計劃，但由于地方政府財力有限，而銀行信貸又偏于謹慎，所以信托貸款就成為重要的資金來源；二是信托貸款的放貸標準要相對寬松，且手續簡便，在民間借貸體系受到重創而銀行額度又有限的情況下，部分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借道信托貸款，導致工商企業類資金占比實現反超且連續上升；三是銀行在利率市場化的背景下為尋求更高收益，將部分業務“遷出”表外并借助信托通道，導致三季度以來銀信合作規模回升，達到2010年三季度以來的最高水平。

　　前瞻性調節

　　如果從絕對量來看，2012年社會融資總量的增長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全年15.76萬億元的規模創下了歷史新高，同時，十年間社會融資總量擴張超過6倍。但從相對量來看，目前社會融資與GDP之比在30%附近，總體增長穩定，同時也符合2012年年初央行提出的保持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目標。另一方面，伴隨社會融資規模持續擴大，實體經濟的資金短缺狀況也在逐步改善，從一定程度上也與“前瞻性調節”的要求不謀而合。

　　在去年三季度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前瞻性地調節社會融資總規模”。概念首次被提出，即保持合理的市場流動性和新增貸款規模，優化信貸結構，擴大債券發行規模，促進資本市場穩定健康發展，改善對實體經濟的金融服務。

　　趙錫軍認為，從政府的角度來講，前瞻性調節主要是保持整個社會融資跟經濟發展相適應，社會融資規模和價格變化相一致。如果經濟的發展需要資金，但是卻無法提供足夠的融資，那么政府就要考慮促進的融資手段；如果物價上漲太快，政府就要考慮控制融資。要做到這一點，需要政府對經濟形勢作出預判，比如什么時候會過熱，什么時候會動力不足，通過準確、全面的預判提前做出反應，這就是所謂的前瞻性。

　　那么如何前瞻性地調節社會融資總規模，業內人士認為需要從兩方面著手，一是總量控制，保持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二是繼續調整、優化社會融資規模結構，減少信貸占比，提高債券在社會融資總量中的比重。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結構調整”的成果已經顯現，即人民幣貸款占社會融資總規模的比例下降，企業債券、信托貸款等其他融資方式所占比例上升。

　　事實上，金融調控如果只盯著貸款就會造成“按下葫蘆浮起瓢”的現象。因為隨著金融市場快速發展，對實際經濟運行產生重大影響的金融變量不僅包括傳統意義上的信貸，也包括信托、理財、債券和股票等其他金融資產。“國家在調整社會融資的規模和結構的時候，要做出一個預判性的規劃，這個規劃應該包括提前防范風險，并且包涵‘一盤棋’的思想，這將便于監管部門和業務部門控制總體方向，有重點也有兼顧。”杜曉山表示。總的來說，前瞻性調節需要重點做到的是未雨綢繆，只是在落實的過程當中還有諸多困難需要破題，這不僅需要經驗的積累，還需要時間上的考驗。

　　優化結構調整

　　當然，2012年社會融資結構呈現的種種變化符合業界“減少對銀行貸款的過度依賴、逐步提高直接融資比重”等期待，也與金融行業“十二五”規劃的方向相符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信托規模和券商資管規模的快速增長所呈現出社會融資渠道的多元化信號，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著金融脫媒的現象正在加速，這對于銀行的傳統業務來說是個不小的沖擊。央行金融市場司司長謝多就曾指出，再過10年，在社會融資體系當中，企業債券將逐漸與銀行貸款“平分秋色”。

　　江蘇某大型制造業負責人告訴新金融記者，相比于難于從銀行貸款的中小企業，他們在銀行面前還是有些話語權。由于公司債券利率較銀行貸款低，并且自由靈活，所以他們目前正在以這種方式解決資金問題。該負責人同時透露，現在銀行的人排著隊想跟這些規模較大的民營企業攀上關系，為的就是給這些企業發放貸款，各家銀行的業務人員把利率水平和服務特色作為營銷重點，但越來越多的國有企業和大型民企都正在嘗試新的融資方式。

　　浙江一家眼鏡廠的財務總監告訴記者，在浙江，很多企業都在以不同渠道籌資，有的通過債券融資，有的則求助于民間借貸。“銀行手續繁瑣，放款周期很長。很多時候我們用這筆錢購買原料，等到銀行的貸款批下來了，原材料的價格又漲了，我們等不起。而且銀行貸款的綜合成本也并不低。”

　　通過對多家實體企業采訪不難發現，由于從銀行融資難度，中小企業則成為脫離銀行體系，采用其他方式融資的主力軍，這部分群體客觀上成為金融脫媒的先行軍。在民間借貸盛行的溫州，金融脫媒發展驚人。之前，曾有相關部門就此問題做過專門的問卷調查。調查中有89%的家庭(或個人)和59.67%的企業參與了民間借貸。而在一度創造經濟神話的鄂爾多斯，更有人人參與民間借貸之說。

　　“金融脫媒”的背后是強大的市場需求，但有一些方面還是需要特別關注。由于財務不透明、市場競爭力弱、發展前景不明朗等種種原因，小微企業向來都處于信貸市場劣勢地位。于是，這些企業不得不尋求新的融資方式。其中，以“手續簡單、放款快”見長的民間借貸尤為常見。但在過去的一段時間以來，企業依靠民間借貸維持經營，一旦資金鏈斷了，引發的民間借貸糾紛和風險事件也是層出不窮。業內人士普遍認為，創新拓展多方面的融資方式對企業來說是件好事，但要警惕風險。

　　對于愈演愈烈的“金融脫煤”現象，石磊認為，表面上看，這是一種“脫媒”的現象，但實際上，信托和券商資管還主要是銀行資產出表的附庸，提升主動投融資管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客觀上說，銀行做不了的貸款自有其風險之處，對其識別、定價、組合和包裝需要很強的風控和創新能力，還要有強大的金融市場支撐，這些都將決定融資結構繼續優化，還需要很長的路。另一方面，在非信貸融資快速擴張的背景下，對判斷市場流動性以及貨幣政策調控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不能局限于過去的貨幣供應量，要同時關注社會融資總量、價格指標等。

　　中金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曾指出，由于理財產品等銀行表外業務以及影子銀行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融資渠道所產生的流動性資產在貨幣供應量的統計口徑之外。因此，貨幣供應量增速對判斷廣義流動性的參考意義降低，有必要結合價格指標來判斷貨幣條件。

　　當然，這也引起了監管層的重視，央行在近期召開的年度工作會議上指出，今年要合理運用流動性管理工具組合，發揮好宏觀審慎政策工具的逆周期調節作用，保持貨幣信貸總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平穩適度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