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木

　　在當前的國內國際形勢下，地方政府發債的話題被重新擺上臺面，還是很合時宜的。但是，在一些基礎性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之前，地方政府發債最好還是要謀定而動，不宜操之過急。

　　雖然地方政府發債的好處，在這幾天被媒體較為充分地發掘了一番，比如：可以有力地支持地方建設進而拉動全國經濟增長，老百姓可以得到更多實惠，地方政府將更有責任感，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問題能得到較好的解決等等，不一而足。甚至還有人以“地方政府發債正成為世界潮流”來論證我國實行這一政策的合理性，雖然不乏東施效顰的味道，倒也直率得可愛。但是，這些論證，顯然都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幾個本質性問題。脫開這些問題談論地方政府發債，就頗繼承了清談的遺韻。

　　放開地方政府發債，首先要搞清各地方政府既有的隱性債務存量。

　　各地政府存在隱性債務，是被各界所承認的(至今還未看到有人對此提出反對意見)，目前的問題是這些隱性債務存量的大小。但遺憾的是，時至今日，即使專門搞這方面研究的專家也沒有一個較為權威、令人信服的數據。按照人情事理來揣測一下，估計數量不小，否則早就應該張榜公告天下了。好像“數量不小”的觀點也是被各界承認的，當初“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還曾經被屢屢拿來證明人民幣長期看貶的趨勢呢。

　　在沒有搞清楚存量的情況下，就貿然開閘地方政府發債，雖然也許能振奮地方GDP增長于一時，但新債壓舊債，需要后世子孫填補的窟窿也可能會越搞越大，并最終影響地方的長治久安和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放開地方政府發債，其次要搞清各地方政府的信托責任問題。

　　雖然按照傳統的觀點看，這個問題應該是一個偽命題，但現實情況是，這個問題卻十分真切地擺在我們的面前。地方政府的信托責任，其中包含這樣幾層意思：其一，應明確地方政府對誰負責，是對上級負責還是對地方民生負責。其二，各屆政府的工作如何很好地銜接，以保持其連續性、可持續性。其三，責任追究制度如何建立，為政地方者應承擔有限責任還是無限責任。其四，是否需要引入地方政府破產制度，其本質是中央政府是否需要為地方政府承擔最終責任。其五，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是否需要因此重新定位，地方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是否也需要重新定位。

　　為官一任，誰都想做出點政績。但兩屆地方政府之間的銜接卻很可能因此出現不協調。這樣的例子隨便翻檢，便能尋出一大堆。這個問題如果不能解決，每一屆政府都為了自己的政績大發其債，雖然個體選擇可能是理性的、正確的，但幾屆政府運作下來，我們得到的很可能是相反的結果。

　　放開地方政府發債，第三要搞清人大如何監督的問題。

　　就現實而言，各地人大對政府財政預算的約束力極其低下。最為國人詬病的著名例子是，某地方政府一把手，慷地方之慨，盛邀外國同行“旅游”，全程免費；而地方人大對這樣的行為卻沒有一點辦法。在這樣的背景下，貿然放開債務發行權，可以得到什么樣的“改革碩果”，即使很缺乏想象力的人，想必也能為之細致描述一番。

　　權力必須受到監督。在地方政府發債這個問題上，必須盡快完善地方人大相應的監督機制。發債的用途、規模、資金的使用、償還等環節，必須受到較為致密的監管。但從目前的改革進程看，我們還沒有理由過于樂觀，建立起這種現代化的體制，還需要一個相當長遠的過程。這樣的一個過程，也決定了地方政府發債不宜操之過急。

　　放開地方政府發債，還要理順各地區之間合作、競爭的關系問題。雖然有專家強調，中國改革三十年來，縣域經濟的充分競爭是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本動力，但不可否認的是，這樣的競爭也為我們帶來許多難于下咽的惡果：重復建設、惡性競爭、各自為政，等等。尤其是生存環境、生產環境的持續加速惡化，不能不使我們對未來前途產生深深的憂慮。

　　在這樣的“競爭文化”沒有得到較為徹底的清算前，各地區之間現代化的關系沒有確立之前，貿然啟動地方政府發債，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可能要受到較大的負面影響。

　　在當前的形勢下，由于房地產市場的衰退以及金融危機的影響，各地財政及經濟發展都面臨較大的困難。面對困難，在想辦法開源的同時，厲行節流也不失一個好辦法。但更重要的是，要采取措施堅定人民的信心。正像溫家寶總理所言，信心最重要。但要堅定人民的信心，顯然需要各地政府拿出一些全新的辦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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