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子

　　在面對當前經濟增長的下檔風險與通貨膨脹的上檔風險之間的選擇時，近期各國央行采用貨幣政策方面手段迥異。12月6日英國央行突然宣布減息25bp至5.50%，英國央行選擇了前者；同日歐洲央行宣布維持4%的利率不變，歐洲央行選擇了后者；12月8日中國人民銀行上調存款準備金率1%，中國人民銀行選擇了后者；12月 11日美聯儲宣布減息25bp，在對外公布的公告中暗示出美聯儲在前后兩者之間做出了平衡的選擇。

　　縱觀四個央行的貨幣政策手段，中國人民銀行是唯一采用數量型手段，也是在對外公告中態度表現最堅決的。這點不難解釋，實際上在前段時間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中央已經做出了選擇，把關注通貨膨脹的上檔風險作為2008年首要任務，而央行這次調整則是順勢而為。

　　選擇的理由很多，但最關鍵的理由要從國內的通貨膨脹的起因分析。弗里德曼曾經定義說，“通貨膨脹在任何地方都永遠是這樣一種貨幣現象，即它是，并且只能是由貨幣量的增長速度超過了產出的增長速度而造成的貨幣現象。”這句話充分揭示了這個起因它不是因為央行發行貨幣太多了，而實際上央行要對沖的貨幣太多了。

　　從1990年底開始的低人力成本、低生產成本、低出口稅率，經過多年積累把“出口創匯”推到了歷史巔峰。“創匯”乘以貨幣系數成為近幾年貨幣總量不斷增加的源泉，可惜我們這個系數卻長期強制保持不變。隨著“創匯”越來越多，貨幣總量亦隨之增加。這個系數的本質是兩個國家經濟增長的調節器，一旦這個系數不能進行有效調節時，那么多余的貨幣溢出就會造成通貨膨脹。從2005年中期開始我們在步履蹣跚中選擇了讓系數緩慢變小，那么就注定還要承受膨脹的危險，通貨膨脹本身并不是毒藥，但是一旦它超出所能控制的范圍，那么它就變成了毒藥。

　　當然解藥也很多，可供選擇的包括緊縮的財政政策、緊縮的貨幣政策、緊縮的收入政策、價格政策和供給政策等。在2008年，我們已經選擇了前兩者相結合，理由也很明顯。控制工資的增長會與

和諧社會相矛盾；加息會造成中美、中歐之間的基準利差不斷縮小，如果利差出現持平或倒掛，那么國際投機資本會大量涌入，結果適得其反。但是央行也在這個選擇里做了伏筆，近期外管局大幅調整了QFII 的額度實際上也為之后做了保障；供給政策需要太長的時間去發揮作用，何況中國是一個高儲蓄率的國家。

　　因此選擇是唯一的，減少財政支出、提高法定存款

準備金率、提高再貼現利率是未來主要的調控手段。基礎性國債發行量減少、貨幣市場利率上升是這種調控對于市場最直接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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