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居民在港投資虧損沒有法律援助

　　本報記者 朱湘蓮 北京報道

　　“目前，關于KODA產品虧損的事情還是沒有任何進展。”賴建平在電話中告訴《華夏時報》記者。

　　自從2008年6月19日，賴建平正式發函給荷蘭銀行(香港)至今，所有的等待就猶如石沉大海：他的賬戶虧損2100多萬港元的事實始終無法改變，中國香港金管局和內地監管部門對于他的上訴也沒有給出一個確切的回復。

　　而作為杠桿交易、保證金交易的KODA產品，對于所謂的KODA合約有收股票的細節約定，唯獨沒有保證金規則是此次投資KODA產品的內地富豪們損失巨大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拖延導致虧損擴大

　　“如果僅僅只是之前荷蘭銀行香港分行私人銀行職員張寧的欺騙，我也就自認倒霉了。但是后來荷蘭銀行一系列的違約以及置客戶利益于不顧的行為讓我們忍無可忍。”賴建平說，他最大的虧損其實來自荷蘭銀行自2008年6月以后的違約。

　　“6月19日，我向銀行發郵件，告知由于問題的嚴肅性、復雜性，為分清責任，減少損失，我決定不再操作賬戶，包括后續履約在內的問題概由銀行負責。”賴建平說，當時他的賬戶股票市值約1400萬港元。

　　“次日荷蘭銀行復函，確認收到我的投訴，正進行調查，告知1個月內書面答復我。”賴建平表示，他理解這意味著他要等待，也就沒有辦法操作賬戶，同時銀行也沒有告訴他如何處理這個賬戶。

　　“7月16日來信稱，不能在1個月之內答復我，說8月18日之前會答復。”賴建平說他等來的是，荷蘭銀行約他8月18日到香港談判，談賠償問題。

　　由于銀行只談一些細小的項目賠償，而賴先生想要一攬子的賠償計劃，最終導致雙方沒有達成任何實質性的共同意見。

　　“8月25日、9月2日我再次發函催促，9月5日答復時荷蘭銀行仍然未告知6月9日信的內容以及賬戶如何處理。”賴建平說道，6月19日賬上1400萬港元的股票，到8月底市值是1000萬港元左右。

　　“但是到9月18日銀行告知賬戶還要自己管，并且中間3個月停掉的股票大概420萬港元市值還需要我接收，并從我賬上扣錢了，還貸給我400多萬港元。”賴建平說這是荷蘭銀行違約在先，連續3個月未按時、按量、按價向他交割股票，因而他通知銀行解除合約。

　　“它無權擅自從我的賬戶扣款，否則就是監守自盜，應當依法承擔責任。”賴建平這時態度很鮮明，他表示，這是荷蘭銀行違反合同規定的一個方面。

　　同時，荷蘭銀行另一方面的違約也使他備感冤屈，“9月8日先拿走我的錢，9月18日給股票”。為什么隔了10天呢？本應是客戶扣款后第二天就交付股票才對。

　　“10天以后給股票，等于拿客戶的錢去買股票，這個時點正好是我的股票跌到歷史最低價的時候。”賴先生拿出當時購買時的股票價格走勢圖，9月8日復興國際的買入價格是7.54港元，之后價格依次是5.8港元、5.4港元、4港元，到9月18日時則跌到了2港元。

　　“這時正好是歷史最低點，銀行把股票交給我，而他們卻從中間賺取了最大的差價。”賴建平如此表述他所理解的事情的真實緣由。

　　讓賴建平沒有想到的是10月的時候荷銀又將他的股票全部斬倉了，而這時恰是港股跌到歷史最低點10500多點的時候，而此時復興國際更是跌到歷史最低價1.2港元。

　　“這幾個時間點，他們為什么能如神仙般算準？”賴建平試著去分析這些游戲中的規則以及巧合，銀行與客戶之間的對賭關系決定了銀行在這場游戲中的角色：因股價隨時變動，包括巨幅的短時間內上下波動，所以銀行一定會利用其信息、人才、經驗等優勢對股價的未來走勢進行研判，采取相應的措施，以便利潤最大化。

　　“最后我是負資產230萬港元，然后荷蘭銀行給我抹掉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說是一筆勾銷。”賴建平有點哭笑不得，荷蘭銀行到底是“慈善”行為還是強盜行為。

　　被拒監管大門之外

　　“其實我們現在處于一個很尷尬的角色當中，在港居民可以向香港法律援助署申請法律援助，但是對于內地居民在港投資虧損則沒有這些法律支持。”賴建平表示，在香港打這樣的經濟官司，原告必須繳納較高數額的保證金在法律部門。

　　賴建平告訴《華夏時報》記者，香港境外人士起訴香港人(包括法人)會要求原告向法院交存巨額被告律師費保證金，以備在原告敗訴時可以賠償被告律師費損失。因此，原告不但要交保證金，還要負擔己方的律師費，香港法律還不允許律師進行風險訴訟收費，即事后按工作成果收費，也就是說通過打官司追回2000多萬港元的損失的話，或許要向律師支付10%－20%的費用。

　　“現在我們都被這些外資銀行搜刮得負債累累了，哪里還有那么多錢交保證金去打官司？”賴建平說，如果想去嘗試著打這場官司就必須再酬一筆錢放在法院。這也成為他目前去香港打官司必須考慮的成本。

　　“雖然內地監管部門和香港金管局有兩岸金融相互監管的備忘錄，但是國內的相關監管部門也只是受理了我們的投訴，轉交給香港那邊，并且沒有下文。”賴建平告訴記者他所做的工作。

　　而記者就此類事件發函銀監會，也沒有得到銀監會對事件的任何回復。

　　“最后或許還是要交給香港的律師來打這場官司。”賴建平表示，他已陷入“一分鐘成交、一年損失，一生倒霉”的圈套之中，打官司更大的意義是希望可以全面檢討并修訂與KODA有關的立法規范，以維護交易各方公平正義，整肅香港投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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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DA僅是東南亞特色

　　“其實據我們了解，　KODA 這種產品在歐美國家都沒有銷售。只給亞洲人銷售完全是設計者居心不良。”賴建平分析說這更像是一場沒有硝煙的經濟戰爭，是天生的經濟毒品。

　　而記者就此事件咨詢兩位外資銀行私人銀行部門負責人時，兩位不愿具名的人士均表示：這是歐美國家與東南亞國家私人財富管理模式不同所導致的結果，有更深的文化背景在其中。

　　“在北美、歐洲國家，投資者奉行的理念是穩健，所以資產必須是一個投資組合。但是在東南亞以及中國香港，投資者大多都希望每天有進賬，在行情的高低博弈中進行交易。”一位曾在歐洲國家工作了多年的外資銀行總裁告訴《華夏時報》記者。

　　他表示，此次糾紛的緣由是投資者與銀行之間溝通不順利，并且KODA產品杠桿太大，極不符合投資者的投資預期，以致在股票下跌時客戶沒有資金可以追加。這也是香港的一些私人銀行并未給投資者講清楚風險以及將其高風險隱藏包裝成“打折股票”欺騙了大多數投資人的不負責之處。

　　一位在美國的銀行工作過的外資銀行財富管理中心總經理則對《華夏時報》記者表示：“歐美投資者較理性，他們購買的產品大多為結構很簡單的基金、股票，所以對KODA類結構復雜的產品極不感冒。”

　　同時，他也表示：“中國人賭性很強，這樣的文化背景導致了私人銀行對個人投資者或者公司投資者推廣KODA的市場需求。”此次KODA訴訟潮并不僅僅是內地富豪的專場，香港富豪也有很多卷入其中。

　　“私人銀行客戶經理在銷售時是否有講清楚產品是非保本的產品，有杠桿、需要追加保證金以及是否是長期承諾很重要，但是客戶也有責任去了解產品的風險在哪里，高回報必然就有高風險。”該總經理說道。

　　上述總經理告誡投資者：對于不理解或者結構復雜的產品一定要問清楚，或者干脆就不要購買。(朱湘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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