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偉：債轉股是非常昂貴的選擇

　　時代周報記者 劉科 發自杭州

　　隨著經濟和金融體系內在聯系日趨緊密、傳導不斷深化，中國經濟積累至今的各種局部失衡和隱患正在顯現。2016年4月以來，包括快鹿、中晉在內的多個互聯網金融平臺爆發危機。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苗頭是：困擾著各家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正在加速擴散，就地域而言，已經從江浙等沿海地區，向中部、東北等地區擴散。

　　近兩年國內經濟低迷，國內企業的盈利狀況日益惡化，而企業負債狀況卻在攀升。而據財新報道，中央允許商業銀行開展“債轉股”試點的決定，債轉股首批試點規模為1萬億元。

　　4月9日，時代周報記者就互聯網金融、商業銀行不良率、債轉股、供給側改革等熱點話題專訪了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研究員鐘偉。

　　合規下的快速創新會累積系統性金融風險

　　時代周報：去年底以來，國內出現多起互聯網金融領域騙局，近期又有快鹿、中晉等互聯網理財平臺出事，暴露出金融監管能力的不足。你認為互聯網金融平臺“出事”的風險是否還會增加，應該如何在金融創新之中防范金融風險？

　　鐘偉：所謂的互聯網金融機構有其特性：第一，經營的范圍更隱蔽和廣泛，更難監管；第二，資本游戲的味道比較濃，往往不以盈利作為第一目標，當客戶積累較多時，投資人往往通過場外股權的轉讓實現退出；第三，互聯網金融機構不太在意監管套利及風險管理，往往輕易突破傳統金融的生命底線。因為這三個原因，互聯網金融機構處于監管空白。

　　這兩年互聯網金融的急劇發展、混亂與調整，乃至近期多家平臺出現問題，暴露出互聯網金融機構乃至商業保險公司尤其是壽險公司，包括以萬能險投資為主的企業利用高利息、隱蔽的夾層融資杠桿等操作可能面臨的問題。

　　這兩年理財產品爆炸性的增長，我估計中國理財產品的總額目前接近30萬億，2016年以來又新增了近4萬億規模的理財產品規模，這個增速太快了。理財產品對接的互聯網金融、保險公司股權的運作就很危險。

　　這反映出金融創新并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金融創新如果因為線上與線下法律不一致而逃避監管，不以嚴格風控為第一目標，以資本游戲為目的，那么金融創新就不是創新，而是投機。由于監管跟不上、制度跟不上，市場在所謂合規下的快速創新，就是在不斷累積系統性的金融風險。

　　時代周報：近期2015年銀行業年報發布，五大行的業績下滑態勢明顯，工中建農四大銀行凈利潤增速總體低于1%，如中行利潤增速跌至0.74%，建行利潤增速僅為0.14%；另一方面，不良率迅猛上升，截至今年2月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近1.4萬億元，比年初增加1200億元，其中農行不良率高達2.39%。你怎么看待銀行業的這種衰退？

　　鐘偉：商業銀行是實體經濟的照妖鏡。在宏觀經濟下行和實體經濟沒有起色的態勢下，商業銀行不良率就還會持續增加，盈利能力還會弱化。現在還不是中國銀行業最糟糕的時候，只是商業銀行不良率從過去的較隱形到逐漸顯性，我認為一些銀行的資產惡化還會延續一段時間。

　　評估商業銀行的資產不良率，要考慮多方面因素。通俗講，商業銀行的不良率，暴露一半，藏一半，也就是說，商業銀行的真實不良貸款率要比數字披露的高，較賬面不良率幾近翻倍。我認為商業銀行的真實不良率在4%左右。

　　未來商業銀行的不良率還會持續一段時間，例如中國經濟增長在2010年下半年到達一個轉折的關鍵節點，而銀行的不良率到2012年還在繼續的雙震當中，也就是，商業銀行的不良率是比實體經濟滯后的一個指標。

　　研究商業銀行的不良率，可以研判未來的趨勢，未來兩三年銀行業的大致格局是，整體利潤零增速，業績分化加劇，不良率還會延續。

　　債轉股面臨著巨大的道德風險

　　時代周報：在債務壓力之下，近期市場消息，多部門正在醞釀開啟一輪新的“債轉股”，首批債轉股規模約1萬億元，分三年實施。對此你怎么看？

　　鐘偉：1998年國內曾經實施過債轉股，相當一大批國有企業扔掉了債務包袱，這十幾年國有企業的迅速發展，并未根本改變其體制弊端，效率低下、靠壟斷經營的特質并未改變。

　　本輪債轉股跟1998年實施的債轉股不太一樣。首先是救助的對象不一，1998年債轉股的救助對象是陷入困境、面臨破產的企業為主，本輪的救助對象主要是有市場潛力、短期市場較困難的企業；第二，1998年債轉股救助對象是以金融機構為主，本輪救助對象以實體企業為主；第三，1998年債轉股以行政指令為主，本輪債轉股突出的是市場化。

　　分三年實施1萬億左右的債轉股，實際上對企業降杠桿的作用非常有限，1萬億的總量實際降低企業債務率大概不到2個百分點。

　　實際上，債轉股可能引發的問題有很多，有關部門出于多種考慮，“以時間換空間”，將會傾向于對大而不能倒的企業采取債轉股，這會讓風險越積越大，比如一家企業拖欠了銀行等債權人的款項總計200億人民幣。企業已經資不抵債了，2014年和2015年都出現嚴重虧欠，有四五十億，這樣的企業你很難說它面臨的只是暫時的困難。另外，有關部門和市場有必要對債轉股是否會用于延緩僵尸企業出清保持警惕。

　　債轉股是非常危險的，對于企業面臨困境或破產，這個企業股東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突然把債權人拖進來變成新股東了，這對于原本有著經營過失責任的企業經營者是一種逃避行為。如果同行業的不同企業，實施債轉股的企業占了便宜，而對于沒有債轉股行為的企業，就吃虧了，這就有悖企業的公平競爭，所以債轉股所面臨的道德風險十分巨大。

　　對債轉股我的整體評價是：實施對象是不明確的，對企業降杠桿的效果是有限的，而且會引發更多的問題，對政府來說，是非常昂貴的選擇。

　　時代周報：從今年5月1日起，營改增試點范圍將擴大到包括服務業、金融業等領域，適用6%的稅率。金融業推行營改增的目的是什么，有什么困難，未來將給帶來什么影響？

　　鐘偉: 營改增改變了中央與地方的稅收關系，稅源向中央集中，地方政府在財稅來源上基本“癱瘓”，主要依靠中央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伴隨著經濟下行，地方財政收入結構發生變化：非稅收入大幅增加、居高不下，稅收卻在不斷降低，地方非稅收入增長過快、占比過高意味著不合理收費多，企業的隱形負擔在加重。

　　營改增的目的主要是減稅，我個人有其他想法。具體到金融業（以銀行業為主體）推行營改增的目的，是要實現稅收中性原則，避免重復征稅。目前，銀行業的整體稅負之所以偏重，主要原因就在于銀行業的計稅營業額大部分并非以凈價征收，比如以利息收入為計稅基礎，利息支出不作抵扣。金融業包含銀行、保險、證券、基金等多個行業，業務構成復雜，目前，中國金融機構盈利水平在下降，資產不良狀況在惡化，外圍和內部的困難在加劇，推動金融機構的營改增需要改革到位，如果不到位，對金融業會產生不利的影響。

　　供給側改革需要真正的國退民進

　　時代周報：實施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是什么？金融業能做什么？

　　鐘偉：供給側改革蘊含的經濟思想很樸素，理解它的核心就是抓住供需匹配。在一個運行良好的市場上，實現供需兩端產品或服務的數量、結構和層次的總體匹配，這樣需求側能以合適的價格，購買到需要的東西；供給側可以適當的盈利水平，把東西賣給需要的對手方。目前中國處在供需錯位的矛盾格局下，一方面在產業結構、低端產品上存在大量過剩，另一方面，國內需求提升后的高質量消費需求得不到滿足。

　　供給側改革，表達出政府不想太多從需求側頻繁搞刺激—目前，需求側并沒有明顯地縮減。供給側改革的成效還待將來觀察。

　　供給側本身的問題是，市場的供給能力沒有問題，而政府的制度供給能力是最大短板。如果供需不平衡，供應體系不能創造出價廉物美的物品和服務，一定不是市場經濟失靈，而是政府的體制供給、公共產品和服務失靈了。我們可以看到，包括小家電和房地產在內的產品，都是產能過剩的。供給側的短板包括比如環保、教育、醫療這些公共產品的缺失。所以，供給側問題的核心不在企業，而在改進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

　　在國內的討論中，提出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改善資源配置效率、促進創新、保證政策效果是個重要問題。

　　真正有效的供給側政策，應該包括：推動國有企業的適當收縮，適度縮減國有經濟的規模。有些國企對市場的反應太遲鈍，甚至有時候與市場的選擇背道而馳，阻礙了市場創新，所以需要推出混合所有制改革，降低國有股權在經濟中的占比，真正實行國退民進。

　　還需要適當減少穩增長政策，如果把握不好，穩增長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會妨礙和推遲結構轉型；再次是不應過度依賴寬松的財政或者貨幣政策，這些宏觀調控政策并不能改變資源配置效率。如果不包含這些要素，供給側改革很可能會落入過去的政策怪圈。

　　本文未經鐘偉先生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