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素珍

　　靜態地看，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反映的是截至某一時間點，中央銀行的資金來源和資金運用在各種金融負債和資產上的配置；動態地看，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既是中央銀行履行其法定職責的結果，也是中央銀行進一步研究制定并實施貨幣政策的基礎。在經濟金融運行正常的情況下，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往往規模增長平穩，結構變化不大。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以短期利率調節為主的傳統貨幣政策工具基本失效，一些主要國家（地區）中央銀行相繼采取了一系列非常規救助措施，在抵御危機沖擊、提振市場信心、維護金融穩定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這些非常規措施也使得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規模成倍擴張、結構日趨復雜，引起各界對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管理的廣泛關注。

　　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構成

　　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屬于存量報表，綜合反映了中央銀行資產和負債的種類、規模及其結構。為了使各國（地區）的貨幣與金融統計數據具有可比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簡稱基金組織）編制了《貨幣與金融統計手冊》，以“為貨幣與金融統計的表述提供準則”。基金組織成員國（地區）的中央銀行在編制資產負債表時，主要參照基金組織倡導的格式和口徑，因而各國（地區）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主要科目基本相近，只是有些子科目存在較大差異。

　　根據《貨幣與金融統計手冊》，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資產方記錄了中央銀行的資金運用狀況，主要包括國外資產、對政府債權、對金融性公司債權等。其中，國外資產主要包含外匯儲備和黃金儲備等，是中央銀行履行管理國家外匯儲備和黃金儲備職責的結果；對政府債權主要源于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而持有的政府債券；對金融性公司債權主要是源于中央銀行履行最后貸款人職能、通過再貼現或再貸款向金融性公司提供的短期流動性支持。此外，在特殊時期，中央銀行也會通過收購特定機構的股權或直接注資等非常規手段救助問題金融機構，由此形成新的資產科目，就像此次國際金融危機期間一些中央銀行所操作的那樣。

　　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負債方記錄了中央銀行的資金來源狀況，主要包括貨幣發行、政府存款、金融性公司存款等。其中，貨幣發行源于中央銀行履行“發行的銀行”這一基本職能而投向市場的貨幣，是中央銀行對公眾的負債；政府存款是由于中央銀行履行經理（或代理）國庫職能，政府的財政性資金一般存放于中央銀行而形成；金融性公司存款與中央銀行的“銀行的銀行”職能密不可分，主要包括商業銀行繳存的法定準備金和用于支付結算的超額準備金。

　　可見，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變動，反映了中央銀行的履職情況和調控結果。對中央銀行而言，積極主動地管理資產負債表，保持合理的資產負債規模和結構，可為貨幣政策操作預留足夠的空間。尤其是在危機期間，合理的資產負債規模和結構彈性，可使中央銀行迅速擴張資產負債表，提振實體經濟，維護金融穩定；并在危機趨于緩和、經濟步入復蘇通道時，適時退出寬松政策，平穩收縮資產負債表。

　　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管理的涵義

　　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任何一項變動，都是中央銀行履職行為的最終反映，無論其履職的主動性如何，都會一一體現于資產負債表的變化之中。因此，為了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前瞻性，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管理應力求主動、及時，適時適度擴張或收縮資產負債表規模，優化資產負債表結構。

　　通常情況下，中央銀行擴張其資產負債表，意味著向市場注入流動性，貨幣政策取向為寬松，反之則反是。為此，中央銀行往往通過購買有價證券或擴大再貼現及再貸款規模（即擴張資產方）、或通過增發貨幣（即擴張負債方）等方式來實現政策目標。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歐洲、日本等主要經濟體的中央銀行主動擴張其資產負債表的規模，目的就是為了增加市場流動性，引導市場預期，實現零利率水平（或低利率水平）下的貨幣政策擴張，有效抵御危機對經濟金融的沖擊。如美聯儲通過實施三輪量化寬松政策，大規模購買國債及其他有價證券，使其資產負債表規模擴張了近三倍，極大地緩解了流動性緊張局面，提振了市場信心。

　　中央銀行意欲擴張資產負債表時，既可以通過增加既有表內科目的規模來實現目標，也可以通過創設新科目來實現目標。特別是在危機期間，由于市場信心受到嚴重打擊，傳統的貨幣政策工具效果明顯下降甚至失效，操作空間大幅縮小，中央銀行有必要拓寬思路，創新政策工具，結果自然是其資產負債表上出現新增科目。如美聯儲在危機救助期間，除了大規模購買長期國債以壓低長期利率、影響市場資金價格水平外，還主要通過在資產方新增科目、創新流動性支持工具，如定期拍賣工具（TAF）、短期證券借貸工具（TSLF）、一級交易商信貸工具（PDCF）、貨幣市場基金融資工具（AMLF）、商業票據融資工具（CPFF）等，為緩解金融市場流動性緊張狀況發揮了積極作用。

　　保持合理的資產負債表結構也是資產負債表管理的題中應有之意。通過對表內資產方（或負債方）已有科目規模的增減或新增，調整相應資產（或負債）在總資產（或總負債）中的占比，可以有效提高貨幣政策的針對性和精準性。當然，通過對資產負債表增設新科目（或事后擇機消除新增科目），同樣也可以實現已有科目占比的下降（或上升），只是政策涵義會有所不同而已。如美聯儲的三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通過擴大已有科目規模和增設新科目，既擴張了資產負債表規模，又調整了資產負債表結構；其中運用最多的是擴張“證券持有科目”并調整該科目的不同子科目（美國國債、聯邦機構證券、住房抵押貸款支持證券）之間的資產配置結構，而住房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即為危機期間新增科目。

　　值得一提的是，在特殊時期對資產負債表進行的操作，尤其是大規模的擴張性操作，事后應當選擇適當時機進行反向操作。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亦指出，“在危機期間動用擴張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做法，危機過后應是可以收縮的，從而還原資產負債表的初始狀況，具體做法就是對資產負債表進行逆向操作，實際上就是買什么和賣什么的選擇。”當然，正常時期的操作或出于優化資產負債表結構而進行的操作，事后并非必須進行逆向操作。總之，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管理應體現主動性、前瞻性，根據實際需要相機采取措施，有針對性地調整資產負債表中的相關科目，從而實現預期目標。

　　中國央行資產負債表的特點

　　與國外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相比，中國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呈現出規模大、結構相對單一等特點。

　　規模大。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底，人民銀行和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規模分別為31.73萬億元和4.03萬億美元，當年中國和美國的GDP分別是56.88萬億元和16.77萬億美元，兩國央行資產負債表規模與GDP的比值分別是55.78%和24.03%。可見，無論是絕對數還是相對數，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規模都遠超美聯儲。

　　資產以外匯為主。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資產方以國外資產為主，而國外中央銀行則以有價證券為主；人民銀行的國外資產中又以外匯為主，而且近年來外匯在總資產中的占比一直呈上升之勢。2008～2013年，外匯在總資產中的占比除2012年外，逐年攀升。其次是對金融機構的債權，其占比在2008～2013年，除2012年有所上升外，均呈逐年下降之勢，至2013年已降至6.95%。

　　負債以存款為主。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負債方以儲備貨幣為主，這一點與國外中央銀行沒有什么區別，有區別的是儲備貨幣的子科目。人民銀行的儲備貨幣以金融性公司存款為主，而國外中央銀行的儲備貨幣則以貨幣發行為主；人民銀行的儲備貨幣中又以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為主，且占比呈上升趨勢。2008～2012年，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在總負債中的占比分別是44.37%、44.95%、52.64%、60.07%和65.08%，2013年小幅回落至64.94%，總體上處于高位。其次是貨幣發行和債券發行（即央行票據），兩者在總負債中占比呈一增一降之勢。貨幣發行的占比有所上升，由2008年的17.92%緩慢升至2013年底的20.48%，增速明顯低于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而債券發行的規模和占比均大幅度下降，規模由2008年底的4.58萬億元降至2013年底的0.78萬億元，占比由2008年底的22.11%降至2013年底的2.44%。

　　中國央行資產負債表管理面臨的挑戰

　　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所呈現出的規模巨大、結構單一等特點，實際上是由于人民銀行一直以來承擔大量金融改革成本所導致的。為了推進金融改革、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人民銀行發放了大量政策性再貸款和金融穩定再貸款、大規模開展公開市場操作、動用大量外匯儲備對國有商業銀行進行注資，這些措施本質上屬于運用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但由此也會給人民銀行的資產負債表管理帶來一定的挑戰。

　　規模過大限制了人民銀行繼續擴張資產負債表的空間。雖然從理論上講，央行可以無限制地擴張其資產負債表（如危機期間，美聯儲和歐洲央行都曾宣布無限量購買資產），但資產負債表的過度擴張，意味著大量增加市場流動性，會扭曲金融市場配置資金的功能，增大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上行（或資產價格泡沫）的壓力；長此以往，將會嚴重影響央行的公信力，也不利于央行的預期管理。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的擴張是中國經濟改革轉型的結果，但其中的非常規科目應當適時消化，以為人民銀行的宏觀調控留出更大的空間。

　　資產以外匯為主削弱了人民銀行宏觀調控的主動性。由于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和結售匯制度安排，再加之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影響，我國國際收支在過去20年里，除1998年和2012年出現了資本和金融賬戶逆差外，其他年份均為“雙順差”，致使人民銀行被動購入外匯，積累了巨額外匯資產，且近三年來外匯資產在總資產中的占比一直超過80%。這說明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擴張是被動性的擴張；與此同時，對國內資產配置的比重不斷下降，意味著人民銀行對國內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進行調控的能力和主動性趨于減弱。

　　負債以存款性公司存款為主，貨幣發行占比偏低，增加了人民銀行的負債成本。就央行負債成本而言，存款性公司存款和債券發行都存在利息成本，只有貨幣發行才是成本最低的負債項目（甚至還有鑄幣稅收益）。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中存款性公司存款占比過高，意味著人民銀行一方面要向存款性公司支付過高的利息成本，另一方面，在調整負債結構時可自主選擇的空間受到限制。

　　優化央行資產負債表管理的建議

　　央行的資產負債表是央行進行宏觀調控的基礎，其調控能力的大小取決于資產負債表的規模和結構。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雖具有明顯的轉型經濟特征，但也需要充分研究借鑒國外央行資產負債表管理的良好經驗，跟蹤研判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發展，主動開展資產負債表管理，控制規模，優化結構，增強宏觀調控的主動性、前瞻性和有效性。

　　一是適度控制或收縮規模，提高貨幣政策的主動性和靈活性。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規模的擴張源于我國經濟運行機制和金融改革安排，而非作為反危機的非常規性貨幣政策，這正說明人民銀行早已將資產負債表管理作為一項貨幣政策內容。建議深入研究分析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規模擴張的深層次原因，根據經濟運行趨勢和市場流動性狀況，適度控制或有序收縮資產負債規模，為貨幣政策操作預留足夠的空間，提高貨幣政策操作的主動性和靈活性。

　　二是逐步降低外匯在總資產中的占比，優化資產結構。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和外匯市場運行機制，擴大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區間，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緩解人民銀行被動干預外匯市場、被動購入外匯的壓力，有效降低外匯流入增量；同時，穩步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進程，推動對外投資便利化，引導企業和金融機構“走出去”，降低存量外匯余額，避免國際市場上主要貨幣匯率波動的潛在風險，減輕巨額外匯資產保值增值的壓力。

　　三是全面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優化負債結構。近十余年來，人民銀行根據國內外形勢變化，靈活調整存款準備金率，但以上調者居多，下調者屈指可數，雙向調節的特征不明顯，導致目前的存款準備金率很高。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通脹壓力緩解甚至有通縮苗頭的形勢下，建議在定向降準的基礎上，全面下調存款準備金率，降低存款性公司存款在負債中的占比；適當加大貨幣發行數量，以降低人民銀行的負債成本。與此同時，鑒于目前債券發行（即央行票據）占比較低，可通過適量發行債券來平衡市場流動性，進一步優化負債結構。

　　四是健全市場溝通機制，加強市場預期管理。市場溝通和預期管理越來越受到中央銀行的重視。為了使公眾更好地理解貨幣政策意圖，中央銀行應建立清晰的溝通機制，對資產負債表中的項目進行必要的解釋。尤其是因創新型政策工具所產生的新增科目，如能對其創設意義和政策內涵加以注解，可較好地引導市場預期，有助于暢通政策傳導機制，使政策工具的效力得到更好的發揮。此外，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中資產方和負債方中的“其他”項目金額和波動性幅度較大，但具體所包含內容難以從公開渠道獲悉，容易引起市場的多種猜疑，建議適時披露其中所包含的內容。

　　五是研究采用權責發生制會計核算制度，完善成本補償機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貨幣與金融統計手冊》亦建議成員國（地區）“依據權責發生制而不是現金收付制登錄交易”。長期以來，人民銀行為推進金融改革、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發放了大量再貸款，其中有些再貸款雖歷經多年已成事實呆賬或壞賬，但由于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采用收付實現制的會計核算制度，無法根據權責發生的實際情況計提相應的準備。建議研究采用權責發生制的會計核算制度，對資產負債表風險進行評估，并根據評估結果計提相應的準備，維護資產負債表財務健康、可持續，同時也可以提高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與其他國家（地區）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可比性。

　　六是加強對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研判，提升應變能力。當前，全球經濟復蘇趨勢不平衡，貨幣政策取向出現分化。如美國經濟復蘇步伐加快，為其貨幣政策調整帶來更大的空間，這意味著支撐其經濟緩慢復蘇的寬松政策環境將發生改變，美聯儲內部關于加息甚至提前加息的討論也正在升溫；而歐洲中央銀行卻宣布資產購買計劃，擴大資產負債表規模，以抵御歐元區的通貨緊縮。建議進一步加強跟蹤研究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取向變動，及其對我國經濟金融運行和央行資產負債表的溢出效應，盡早制定預案，最大限度地降低其負面影響。■

　　作者單位：中國支付清算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