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歐對巴塞爾協議Ⅲ的“冷遇”并非是對巴Ⅲ內容的根本分歧，而是執行層面的技術分歧。中國銀行系統粗放式運營的痼疾尚存，市場治理和激勵約束不到位，存在類似西班牙銀行之敞口風險。而巴Ⅲ協議可倒逼銀行產生對市場的敬畏，提高其風險管控水平。因此管理層堅定如期實施巴Ⅲ之信心是審慎而積極的，而分階段逐步實施的策略則有望減輕銀行未來幾年的資本壓力，并使各銀行擁有更大靈活性。

　　近日，美國財政部宣布推遲實施巴塞爾協議Ⅲ(簡稱“巴Ⅲ”)，歐洲議會最近也在討論是否將巴Ⅲ執行周期推遲到明年7月1日或2014年初。伴隨著巴Ⅲ協議在美歐的“冷遇”，國內部分人士認為在歐美等都不想實施巴Ⅲ的背景下，中國如果急進實施是冒進和錯誤的。

　　不過，中國監管部門則對巴Ⅲ如期實施表現出堅定信念。銀監會高層日前表示，中國金融監管當局不會受個別國家推遲決定的影響，會于明年1月1日堅定不移地實施新的國際標準。但在各方擔憂實力較弱的銀行將如何籌集必要股本之際，監管者轉而采取了一種循序漸進的方式，明確了國內新資本協議實施過渡期內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分步達標標準，即分階段實施巴Ⅲ，有一個六年的過渡期來達標。

　　巴塞爾Ⅲ協議是在全球金融危機后的2010年9月12日，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和各國監管部門就資本監督改革達成的新共識，其核心內容為資本金規則，如分階段上調普通股(含留存收益)/風險加權資產比率最終至4.5%，計提2.5%的資本留存超額資本和0%-2.5%的反周期超額資本，在銀行一級資本中扣減超過資本總額15%的投資、抵押服務權和所得稅遞延資產，及流動資金覆蓋率和凈穩定資金比率最低100%等規則。巴Ⅲ協議對全球銀行業提出了更高的資本要求和審慎運營要求，客觀上將降低銀行系統的資金杠桿率，并通過資本約束為銀行提供反經濟周期操作安排，以實現在盛宴正酣時促使銀行主動撤掉酒杯。

　　坦白說，這些規定只是對銀行業實行全面風險管控的一種預防性思路，能否防范金融市場的系統性風險，提高金融機構風險承載能力等尚待驗證。以西班牙銀行系統為例，早在全球金融危機前，就實施了資本留存超額資本和反周期超額資本，其資本撥備覆蓋率也處于較高水平等，但隨著西班牙樓市泡沫破裂，為避免房價泡沫沖擊，西班牙銀行采取借新償舊之方式，延緩風險敞口暴露和壞賬率急速上升對其資本和高撥備覆蓋率的侵蝕，主動控制泡沫破裂節奏，使西班牙銀行系統籠罩于自我恐慌之中，成為一種典型的反向例證，暴露巴Ⅲ協議并非金融風險和危機的克星。不過，西班牙銀行系統的問題，在于簡單地把資本金看作一勞永逸的風險防火墻，過度夸大了作為分子的資本對金融市場風險的防腐劑作用，忽視了作為分母的風險資產的復雜風險，是一種躺在表面高資本充足率下的掩耳盜鈴。

　　事實上，巴Ⅲ在美歐的“冷遇”，并非是在巴Ⅲ內容上的根本分歧，如目前全美銀行業的一級資本充足率中位數為8.9%，相當于擁有190個基點的逆周期緩沖；而是過渡時間點等技術方面的分歧，即要在規定時間內滿足巴Ⅲ的流動資金覆蓋率和凈穩定資金比率要求等，意味著歐美銀行需對現有資產負債結構做大規模調整，如需減持長期風險資產，并增持大量短期便于變現的優質資產，而這在現有境況下不僅會加劇金融市場不穩定和風險資產市值的波動，并進而侵蝕其資本金，而且歐美金融機構傾向于認為，其完全市場化運作模式和對市場的敏感應對能力，可基于自身狀況動態滿足監管要求，政策一刀切的標準規定，一旦使所有銀行同向操作，將導致系統性風險。同時歐美銀行擔心發新股融資將稀釋原有股東權益，會遭到股東反對。

　　而中國銀行系統的問題則是股權融資的市場軟約束和附屬資本融資渠道硬約束。即由于銀行發行次級債多為銀行間相互持有，很容易導致風險串聯，因而銀監會規定若銀行互持對方次級債，將視作類似于商業貸款的風險資產而計提100%的一般準備金，這硬性規定使銀行相互持有對方次級債補充附屬資本的同時，卻耗損各自的核心資本，而事實上使銀行關閉了以附屬資本提高資本充足率的通道；此外，中國證券市場再融資只需證監會審批，市場投資者難以發揮用手投票之權限，只能以用腳踢票的不合作博弈向銀行再融資發出自身同樣受損的威懾，即市場對銀行頻繁再融資缺乏有效的市場威懾力。

　　鑒于此，目前中國堅持如期實施巴Ⅲ協議，是希望借巴Ⅲ的硬約束真正為中國銀行業注入市場激勵相容的制衡機制，緩解國內銀行粗放式運營的路徑依賴，及借新還舊等對風險敞口的掩蓋等。如巴塞爾Ⅲ協議要求銀行計提2.5%的資本留存超額資本，不僅促使銀行需計提更多利潤作為超額資本儲備，緩解外延融資對原有股東權益的稀釋，壓縮管理層增加費用支配銀行利潤之空間；而且促進銀行植入市場治理意識和股東意識，使股市成為投資者分享銀行收益的市場，而非上市銀行提款機。

　　不僅如此，巴Ⅲ協議的流動資金覆蓋比率和凈穩定資金比率要求，及逆周期超額資本要求等，將約束國內銀行順周期擴張的慣性沖動，并促使銀行趨向于優化其資產負債結構，強化流動性管理水平，如通過資產證券化等出售部分久期資產，增加更多易于變現的優質流動資產，以內生性地優化資產負債結構，紓緩其流動性風險敞口，而非倚重寬松貨幣政策滿足其流動性訴求，進而避免銀行在權益資本充裕下，忽視風險敞口放貸做大分母，以追求短期超額利潤，從而有效紓緩其或隱或顯的敞口風險，做實銀行的內生性抗風險能力。

　　此外，巴Ⅲ要求銀行在一級資本中扣減超過其資本總額15%的投資、抵押服務權和所得稅遞延資產等，也對國內銀行非關聯性對外投資等產生遏制效應。如目前國內銀行持有大量房產，熱衷混業經營等，使銀行資本金以大量沉淀化的不動產和股權存在，牽制了銀行資本金的靈活性和增加了風險敞口。巴Ⅲ對其投資做出限制，無疑也為國內銀行設定了一個硬約束，避免多元化擴展所帶來的風險串聯等。

　　由此可見，盡管巴塞爾Ⅲ協議，并不一定能為銀行系統設定堅不可摧的風險防火墻，且過高的資本金需求降低銀行系統杠桿率，不利于金融市場的活躍和資源的能動配置，但對于中國而言，巴Ⅲ協議可倒逼中國銀行業更加重視市場秩序和理念，培育市場意識，切實有效提高其風險承載能力，不至于使銀行公布的資本充足率和撥備覆蓋率蛻變成一種會計層面上的數字游戲，吃掉2003年金改聚集起的制度紅利。劉曉忠(財經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