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平

　　最近，美國聯邦儲備銀行、財政部貨幣監理署、聯邦存款保險保險公司提出，由于業內人士理解新的監管規則以及相應調整系統時間過于倉促，不得不無限期推遲巴塞爾協議Ⅲ的實施。對于這一事件的后續影響，我們決不可等閑視之，既要敏銳觀察國際社會反應，也要保持足夠冷靜。

　　首先，要充分認識巴塞爾Ⅲ的必然性與合理性。2010年11月，二十國集團首爾峰會批準了巴塞爾協議Ⅲ，確立了銀行業資本和流動性監管的新標準，并要求各成員國從2013年開始實施，2019年前全面達標。可以說，它是國際社會對本次金融危機進行集體反思、加強金融監管的產物。從我國現實情況來看，自2003年銀行監管與貨幣政策分家以后，國內銀行業已經完成從“資不抵債”向“獨樹一幟”的轉變，面臨著向“國際領先”進一步發展的問題。而巴塞爾Ⅲ的提出，恰恰為這些目標的實現給銀行業提供了支點：不但有助于增強中國銀行業的風險抵御能力，而且可以加快商業銀行經營管理戰略轉型，將本求利，提高投資收益，實現增長速度與發展質量的平衡。

　　但是，巴塞爾Ⅲ也決非終極真理。現在有些人對于巴塞爾Ⅲ過于溢美，認為它的出現“具有劃時代意義”。果真如此嗎？第一，從事物的發展過程來看，巴塞爾委員會在1988年提出第一版本協議之后，不斷發現問題、不斷自我完善，至今已是第三版本協議。誰又能保證，將來協議不會發展演進為巴塞爾Ⅳ、巴塞爾Ⅴ、甚至是巴塞爾Ⅵ呢？第二，巴塞爾Ⅲ的真理性并沒有經過理論驗證。誠然，在巴塞爾Ⅰ和巴塞爾Ⅲ當中，8%和10.5%的資本充足率要求都是國際標準，但誰又能給出一個數學證明，證明這些監管資本要求既能保證銀行不倒，又能保證銀行最節約資本？第三，巴塞爾Ⅲ的真理性同樣沒有經過實踐推敲。過去五年，中國銀行業并未實施巴塞爾協議，但銀行業資產一樣擴大了，從2007年的53萬億元發展到2011年的113萬億元；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一樣下降了，從2007年的6%下降到2011年的1%；商業銀行資本利潤率、資產利潤率和資本充足率一樣大幅提升了，至2011年分別達到1.4%，22.3%和12.9%。與此同時，反而是在巴塞爾協議的發源地——歐美國家，金融危機到處肆虐，以致曾為肯尼迪和里根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的阿蘭·梅澤(Allan　Meltzer)在《美聯儲史》中多次指出，巴塞爾協議沒能有效阻止國際金融危機，也沒有杜絕各國銀行業尤其是歐美銀行業肆意進行高杠桿經營。第四，我們有比美國更為特殊的國情。眾所周知，我國是銀行主導型金融體制國家，經濟發展高度依賴信貸。盡管大家都在提倡提高直接融資比率，但隨著危機過后越來越多人認識到銀行主導相較市場主導金融體制的安全性優勢，未來我國經濟發展的支點很可能還在銀行。由于巴塞爾Ⅲ提高了資本要求，勢必對經濟發展形成掣肘。同時，盡管銀行正在開展資本工具創新，但目前過半上市銀行已經跌破發行價，很難從股市融得資本。第五，風險評估模式廣受質疑。如今，巴塞爾協議已經從第一版本的30頁擴充到第三版本的616頁，雖然規則越來越復雜，資本要求越來越高，但仍主要依賴銀行本身有較大操縱權的風險評估模型，用以計算各類資產的風險水平和資本水平，實際難以真實反映銀行經營風險，進而監管機構也難于識別和防范金融危機。因此，不少人認為，如果用標準化的風險評估模型取代內部評級法，以及采用提高杠桿率等簡單易行的監管模式，最終實際效果恐怕會更好。

　　另外，我們要學會靈活參與國際事務和國際交往。有些人會說，既然巴塞爾Ⅲ是中國領導人參與批準的，就必須按期甚至是加快實施到底。而在國際舞臺上，只要對自己國家有利，中國或可借鑒美國的方法。比如，克林頓政府時期，副總統戈爾曾經在《京都議定書》上象征性簽字，但當美國發現實施這一條約影響本國經濟發展的時候，就全然不顧國際輿論批評，借口國會反對，擱淺實施條約。

　　當然，中國現在就對巴塞爾Ⅲ“說不”，還為時尚早，畢竟巴塞爾Ⅲ是有一定科學性的。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閉門造車：本來就有消息傳出，歐盟正在考慮推遲實施巴塞爾協議，現在美國提前出手，可能引發更多國家效仿，造成更大的不公平性。由于監管資本的水平高低事關一個國家銀行業的競爭力，如果眾多國家到2014年初也不見實施動靜，那么我們就應考慮對自己的過渡期安排進行修訂，避免造成無謂損失。因此，就我國與其他國家的后續博弈看，巴塞爾Ⅲ始終是盤沒有下完的棋。

　　(作者為銀行業從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