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聶慶平

　　最新出版的《看多中國》一書以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為背景，比較系統地思考了當今國際金融體系所面臨的一些重大問題，以及我國金融開放戰略問題，提出了許多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見解。作者聶慶平以親身經歷回顧了中國股市建立之初的重大歷史事件，穿過歷史煙塵，他從看多的角度，講述了中國金融開放應該采用怎樣的戰略。為此，本刊特約其撰文，闡釋為什么要看多中國？

　　以史為鑒可知興替，研究中國資本市場的前世今生，不但可以玩味風雨歷程，還可以參悟當前中國資本市場面臨的潛在機遇和挑戰。

　　看多中國是中國金融戰略取向問題

　　一系列經濟指標和數據顯示，我國正處在金融改革和開放的戰略機遇期。

　　截至2011年底，我國經濟總量已達471564億元，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歷史上，自明朝以來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一直在日本之上，只是在1900年左右才被日本超過。改革開放30多年后，中國又反超日本，成為當今世界重要的經濟體之一。據推算，到2023年，中國的GDP總值為1255155億元，約合19萬億美元，美國為18.9萬億美元，中國的GDP總值將超過美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IMF)在其2011年4月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更是預測，按照購買力平價，中國經濟規模將在2016年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除實體經濟外，我國的金融資產規模也迅速增長。據統計，截至2011年12月末，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為111.5萬億元；滬深證券交易所共有上市公司2342家，總市值21.48萬億元，流通市值16.49萬億元；2011年，A股交易總額為23.9萬億元；期貨市場成交10.54億手，成交金額137.52萬億元。這些數據表明，我國經濟發展到當前階段，不僅是全球制造業大國，同時也是金融大國。

　　從國際文獻來看，西方國家的布羅代爾、肯尼思、金德爾伯格、亨廷頓和弗蘭克等歷史經濟學家在論述歷史上大國興衰的過程時，對金融力量與大國崛起進程的關系進行了一些梳理，對英美崛起的金融戰略和金融政策有過一些研究，也對我國明朝時期經濟實力強大，金融制度相對落后，在現代化進程中為何逐步落伍的原因進行了討論，我們可以以史為鏡，反思當前的金融戰略問題。

　　從現代國際貨幣體系演變的過程看，無論是在19世紀成為世界霸權的英國，一度牢固控制國際金本位制度，還是20世紀成為世界超霸權國家的美國，始終控制由其一手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實踐證明了大國崛起過程中金融戰略的重要性。

　　隨著近年來中國經濟金融國際地位的提升，金融力量在歷史上大國崛起進程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有哪些經驗和啟示值得我們借鑒？如何處理好金融開放與發展政策，充分發揮金融在我國經濟崛起進程中的關鍵性作用，是關系到我國能否順利崛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現實問題和國家戰略。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現實和戰略意義的問題。如果我們采取“看多中國”的金融戰略取向，就可以在此基礎上制定我國金融發展和金融開放的整體戰略政策，從全球金融穩定與發展的視角，提出獨到的中國金融戰略，而不是短期的、局部的、階段性的參與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和制定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政策。

　　看多中國是中國金融戰略方式問題

　　當前，最大的金融戰略無疑是冷靜觀察全球金融危機如何演變。2008年發生的美國金融危機并沒有結束，當前的歐洲債務危機只是全球金融危機的第二波反應，由于歐洲銀行體系的“有毒資產”很多，排位前列的歐洲銀行資產規模一般超過歐洲單一國家GDP規模3～4倍，這決定了任何一家歐洲大銀行倒閉，都會帶來歐洲經濟的危機。另一方面，歐洲國家目前也只是松散的聯盟，經濟發達、財政穩健的個別歐洲國家不可能扛起歐洲其他主權債務危機國家的債務風險，歐元區有可能一步一步收縮，退回到歐元誕生前的貨幣體系狀況。歐元危機則很可能導致第三波效應，即進一步惡化美國金融體系，這樣1944年后美國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將會面臨完全解體的風險，全球貨幣制度進入到多極化與區域化的階段，世界亟待建立新的國際貨幣秩序。

　　類似的金融戰略問題還很多，筆者在《看多中國》一書中提出了中國金融崛起的戰略問題，應該說，很多看法和觀點還是初淺的。記得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發生時，有媒體采訪我，我提出了美國金融危機促使全球金融體系發生重大調整；美國金融去杠桿化，世界金融去全球化；美國金融危機導致跨國投行模式的終結；金融創新不能過度衍生化；以及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代表的全球貨幣體系面臨重大調整等觀點。現在看來，這些戰略問題還需要進行更有前瞻性、更具全球視野地深入研究。

　　在當前的大國金融博弈中，美國及西方國家對金融戰略的研究是充分的，是走在我們前面的。美國的智庫和大學的經濟學家寧可背離匯率由市場決定的原理，用理論方法算出人民幣匯率應該升值25%，指責我國的人民幣匯率制度。20世紀80年代初期，西方國家要求新興市場過早實施金融自由化和國際化，使得全球性、區域性金融危機發生的頻率和次數明顯超過上世紀，還出現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但他們不會懷疑自己的理念出錯，而把危機的原因歸咎于新興國家的泡沫經濟政策。新自由主義思想鼓吹金融開放可以解決發展中國家貧困化和金融系統穩健問題，在跌宕起伏的股市波動中，國際資本做多做空卻毫不手軟。

　　20世紀的金融發展史告訴我們，是反思金融全球化和西方金融戰略的時候了，我們不能僅僅停留在對全球金融危機是W形、V形或L形反轉的猜測上，必須對西方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進行透徹分析，加深對重大國際金融戰略問題的思考，使我國不要錯過金融崛起的良機。

　　看多中國是中國金融戰略依據問題

　　時至今日，在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金融博弈中，還沒有一個新興資本市場獲得成功轉軌的經驗，一場金融危機可以把幾十年的國家財富積累全部卷走。墨西哥如此、拉美如此、日本如此、東亞四小龍和四小虎如此、俄羅斯也如此。當我國人均GDP超過5000美元的時候，金融很重要，把握不好就會被“剪羊毛”。有人說這是貨幣戰爭，也有人說最急迫的任務是加快國際化改革進程。無論怎樣爭論，機會只有一次。我常說，金融改革如同醫學上的藥物反應，吃錯了，對人體的生理傷害是不可逆的，終身留下后遺癥。因此，我國金融采取何種方式、在怎樣的時機參與國際貨幣體系，也是不可忽視的國家戰略。

　　金融全球化的呼聲在過去30年盛囂塵上，而近年來全球多國爆發金融危機，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發生，將對金融全球化的反思推向了新的高潮，去杠桿化和反全球化可能是一個長期痛苦的過程。

　　《看多中國》以大量事實呈現了美國將人民幣匯率問題政治化的表現，指出人民幣匯率政治化有損于全球經濟復蘇，堅持人民幣匯率穩定是中國走上成功的唯一道路。

　　《看多中國》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含義進行了探討，提出人民幣國際化需要經歷國際結算貨幣、國際交易貨幣和國際儲備貨幣三個階段，不可超之過急。

　　《看多中國》還闡述了中國資本市場對外資開放面臨的三大命題。一是以開放資本市場換取本國金融競爭力的提高實際上是做不到的，市場開放與制度轉換政策不能有機結合配套進行，會加劇新興市場經濟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加速泡沫經濟和金融危機。二是人民幣可自由兌換是資本市場開放的軸心。新興市場經濟在20世紀后半期在西方國家壓力下實施的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是現代金融危機的推手，信奉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潮和理論也存在較大缺陷，不能作為新興市場的普世原則。三是資本市場的開放必須以本國金融機構和金融資產實力足夠強大為前提。既要逐步允許本國證券行業對外資開放；也要鼓勵本國證券機構實施“走出去”戰略，把資本市場“被國際化”和“走向國際化”兩種政策并舉。

　　事實上，西方國家一直沒有停止對中國金融的“看空”和“看多”。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的改革開放剛起步，西方國家就提出了“中國金融崩潰論”，甚至認為中國銀行業在技術上已經破產。其后的中國金融改革不僅證實了中國金融不僅沒有崩潰，而且在全球金融危機后，中國成為擁有全球最大市值和資產規模排名前列大銀行的國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西方國家為了盡快打開中國金融之門，曾一度大肆“看多”中國經濟與金融，認為中國已經不是發展中國家，應承擔更多的國際義務，應更多的開放市場，應當全面放開外資金融機構在中國自由經營，試圖形成對中國金融業的沖擊，為國際游資進入中國進行輿論造勢。在目前中國新一輪發展的關鍵階段，西方國家又刮起“看空”中國的言論，什么中國經濟增速會“硬著陸”，什么中國金融業存在泡沫，什么中國存在匯率操縱導致國際貿易不平衡，等等。重提“中國金融危機論”，難道我們不應該警惕這是西方國家在歐洲債務危機愈演愈烈的大背景下，通過唱空中國，讓國際資本撤離亞太和中國市場去拯救基本面并不樂觀的美國股市？

　　著名經濟學家夏斌在《看多中國》的序言中寫道：系統研究2008年危機后國際貨幣體系和全球金融體系可能出現的變化，以中國過去30多年成功的“漸變經驗”去逐步改善國際金融秩序，這既是危機后中國的機遇與態度，也是作為大國崛起的中國應有的責任。對中國當前極為重要的是，要做好今天的事，做好眼前的事。當然，同時面對世界經濟格局可能出現的新變化和新情況，參照歷史，未雨綢繆，系統地、全方位地思考明天的事，思考長期的事，這無疑也是具有非常現實意義的重大問題。

　　筆者在《看多中國》中也提出，20世紀30年代初，美國崛起取代英國時，在金融戰略上就有一整套談判應對方案，確保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金融體系形成，成為支持美國走向超強國家的重要支柱之一。從歷史發展的階段看，中國處在又一個輪回的轉折時期，我們不僅要“看多”中國，還須“做多”中國，才能實現中國的金融崛起戰略。

　　(作者為中國證券金融公司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