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曾剛

　　歲末年初，齊魯銀行成為業界關注的焦點。作為一家規模中等偏上的城市商業銀行，到2010年第三季度末，齊魯銀行的資產總額為717億元，存款626億元，貸款413億元，在全部144家城商行中排在21位；不良貸款率1.68%；撥備覆蓋率236.82%；資本充足率14.93%；資產收益率1.24%；資本收益率20.66%。如果僅是從這些指標判斷，齊魯銀行應該是一家相當優秀的銀行，也算得上是我國銀行業當前繁榮景象的典型代表。不過，一筆普通業務的風險暴露，給我們揭開了優異經營數據背后的一些隱憂，也引發了人們對我國銀行業整體風險狀態的重新思考。

　　當然，相對于我國銀行業龐大的規模以及巨額的贏利，齊魯銀行事件所反映出的損失(盡管我們目前并不確知損失的實際規模)，可能還是太微不足道，不足以對整個銀行業運行產生大的影響，也不會因此而改變我們對銀行業整體形勢的判斷。但是，不管怎樣，齊魯銀行的發展模式在我國銀行業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其背后所揭示出來的種種問題，仍值得我們深入思考，并據此作為未來深化改革的依據。

　　奇跡的背后

　　如果僅以目前的結果來考量，中國銀行業改革算得上是本世紀以來最大的經濟改革奇跡。從2000年開始，經過一系列的壞賬剝離、注資以及上市，中國銀行業從壞賬率高達30%以上，資本金嚴重匱乏以至于在財務上瀕臨破產邊緣，搖身一變為整體壞賬率在1%以下，贏利能力和資本充足水平遙遙領先于歐美同業，主要銀行的市值也位居全球前列。如此驚人的蛻變，很難不用“奇跡”來形容。

　　應該承認，一系列的改革，無論從理念、經營運作模式還是風險控制方面，都給中國銀行業帶來了脫胎換骨的變化。通過監管層以及銀行自身的努力，中國銀行業的各種相關制度都在不斷走向規范和完善，經營能力也的確出現了根本性的飛躍。但是，這一切，是否足以造就銀行業目前的繁榮景象？答案可能并非那么肯定。

　　在我們看來，既往的改革，的確為銀行建立起了較為規范的治理架構，但是治理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仍然存在很多的問題；銀行的經營管理水平也的確有所提高，但與歐美同業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業務和收入結構的單一已經反映出了這一點；在國際化方面，我國銀行業也還剛剛起步，而且集中在遠離主流市場的局部區域，還很難說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所有這些說明，如果只考察銀行自身層面的因素，我國銀行業與國際先進銀行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但我們卻取得了遠好于國際同業的經營業績。如何解釋？外部環境所催生的規模急速擴張可能才是其中的關鍵。

　　反思公司治理模式和規模至上模式

　　在過去幾年中，隨著宏觀經濟快速增長，資金需求極其旺盛，整體的壞賬率也保持在較低的水平上。在存貸款利差受到保護的情況下，中國銀行業的發展模式顯得非常簡單。對銀行而言，只要不斷做大存、貸款規模，便可以獲得利潤的超速增長。當然，在資本充足率監管框架下，存貸款規模的急速擴張也少不了籌集資本金的需要。根據這些因素，我們可以大致勾勒出我國銀行業一個普遍的發展路徑，做大資本金規模→做大存貸款規模→利潤提高→發股上市(擴大資本)→繼續擴張。

　　按說，在銀行公司治理結構有效的情況下，上述這種發展路徑或許會存在，但沒有理由成為一個普遍的模式。對銀行的股東而言，每一次增資擴股都意味著原有股權的稀釋、控制權喪失或追加資本投入，因此，把銀行做大未必會成為所有股東共同的選擇。作為投資者，股東更關注股權收益率的高低，而不是銀行規模的小大，而事實上，小銀行的資本回報率并不一定低于上市的大型銀行。

　　在現實中，大多數銀行都采取了相似的發展模式，我們只能認為，我國商業銀行的公司治理中可能存在一些普遍的問題，正是這些問題，導致了商業銀行規模至上的發展模式。

　　具體的問題可能會很多，但在我們看來，有兩點最值得強調：

　　一是內部人控制問題。在我國商業銀行重組和改革(特別是地方性銀行)中，為了避免出現產業資本控制銀行的問題，監管部門對私人資本參與銀行股權進行了嚴格的限制，制定了最高參股比率以及諸多的其他限制性條件。這一導向，直接導致了許多地方性銀行的股權高度分散，缺乏實際控制人。在這種情況下，銀行的發展方向基本由管理層主導。而對于管理層來說，資源控制能力、影響力以及社會地位高低是其最為關注的因素，而所有這些，與銀行規模的大小密切相關。

　　二是地方政府控制問題。地方政府對銀行(特別是地方性銀行)的控制，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這種控制可能從兩個渠道發揮作用，一是通過地方國有企業對銀行的參股。在地方性銀行的重組中，為化解銀行的歷史包袱、補充資本，地方政府積極鼓勵地方國有企業參與地方銀行股權，由此在事實上形成了地方政府對銀行的股權控制。二是政策影響。銀行在地方開展業務活動，自然離不開地方政府的各項支持，包括資金、政策等一系列方面。地方政府可以利用這些資源，來影響銀行的發展方向。

　　對于地方政府來說，做大地方銀行規模，不僅能夠提高銀行業對本地經濟發展的支持，也可能全面提升本地區的影響力。特別是在最近一段時間以來，隨著中央對調整經濟發展結構的關注度提高，許多地方政府都把發展金融業當成了提升服務業占比的一個重要抓手。而其中，做大做強本地的法人銀行機構都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可以看到的是，不管是內部人控制，還是地方政府控制，商業銀行(尤其是地方性銀行)都會把規模擴張放到首要的位置。在目前，許多地方政府在制訂金融發展規劃時，都會對商業銀行的存貸款以及資產規模擴張制訂具體的目標；而銀行管理層也正好借此機會來爭取地方政府各項政策和資源的支持。兩相契合，由此就決定了我國銀行業目前的主流發展模式。

　　應該承認，我國銀行業現有的治理模式和發展模式的形成有其歷史必然性，是特殊時期和特殊背景下的最優選擇。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的是，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上述模式的弊端也開始逐漸顯露。在經濟高速增長時，許多的問題都可以被不斷擴大的規模所掩蓋和消化。但如果增速減緩甚至下滑，風險終究還是會水落石出。

　　由此來看，在未來一段時間，我國銀行業的改革還需要有進一步的深化。粗略說來，應該關注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進一步優化銀行股權結構，推動銀行股權向相對集中方向發展，形成相對穩定而又有制衡的治理結構；二是探索銀行業監管體系和監管政策的優化，明晰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在銀行監管方面的分工與協調關系；三是作為調整地方政府與銀行責權關系的一個關鍵，應加快推進存款保險制度的建設。當然，具體的改革內容遠比我們上面所提到的這幾點要更為復雜，而且，鑒于我國地區之間存在巨大差異，也很難形成一個全國適用的改革方案。但不管怎樣，在目前整體情況較好的情況下，進一步深化銀行業的改革，可能會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我們未來所面臨的風險。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銀行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