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信銀行行長 陳小憲

　　資本新政的主要內容及變動

　　長期以來，資本監管在國際監管體系中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為順應國際監管趨勢，我國監管當局按“資本質量與資本數量并重”的理念，推出了全新的銀行資本監管新政，在達標標準、資本定義、覆蓋范圍及權重體系等方面均做了重大調整，旨在強化資本監管，進一步增強金融體系的抵御風險能力。其變動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達標標準更高。資本監管新政將現行的兩個層級的最低資本充足率要求(核心資本和總資本占風險資產的比例分別不低于4%和8%)調整為三個層級的資本充足率要求，即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一級資本充足率和總資本充足率分別不低于5%、6%和8%。同時，引入逆周期資本監管框架(2.5%的留存超額資本和0～2.5%的逆周期超額資本)，并增加系統重要性銀行的附加資本要求(1%)。按新的監管標準，系統重要性銀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一級資本充足率和總資本充足率分別不低于8.5%、9.5%和11.5%，2013年底前達標；非系統重要性銀行則分別不低于7.5%、8.5%和10.5%，遠高于現監管要求。達標標準提高是資本約束顯著增強的最直觀體現。

　　資本定義更嚴。資本監管新政依據各類資本工具吸收損失的能力，對資本定義進行了更為嚴格的梳理和界定，尤其更加突出強調了核心一級資本和一級資本的重要性。與此同時，還進一步提高了二級資本的合格標準，例如，次級債必須滿足“無利率跳升”及“核銷或轉股”條款，這一規定直接導致商業銀行此前發行的所有次級債均不符合最新監管要求。資本定義的相關修訂，使得資本的稀缺性進一步凸顯。

　　覆蓋范圍更廣。覆蓋范圍更廣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風險覆蓋范圍更廣，除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外，首次提出了對操作風險的資本要求。與此同時，監管部門還針對第一支柱未包括的風險評估(如銀行賬戶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等)，以及銀監會認為其他重要的風險(如中長期貸款、房地產行業貸款、政府融資平臺貸款等)提出了資本要求。二是資本覆蓋邊界更寬，為有效約束銀行過度的資產擴張，資本覆蓋范圍從表內外風險加權資產延伸至表內外賬面總資產，對杠桿率(一級資本占表內外資產余額的比例)提出了監管要求(4%)。覆蓋范圍的擴大進一步增加了銀行的資本需求。

　　權重體系更審慎。資本監管新政對標準法下信用風險權重體系進行了大幅修訂。新風險權重較原先的四檔分類標準更為細化，對部分債權權重也進行了重新調整，如取消“央企”優惠風險權重，上調同業債權風險權重系數，下調小微企業權重系數等。權重體系調整將對資本充足率的分母——風險加權資產產生較大影響，也將影響著銀行的業務選擇。

　　為增強資本監管的有效性，監管新政還建立了激勵相容的監管機制，依據資本充足率水平將商業銀行分為四類，明確了隨著資本充足率水平下降監管力度不斷增強的一整套監管措施。

　　新政對國內銀行業的影響

　　資本充足率將有所下降

　　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普遍下降是資本監管新政實施的最直接影響。根據初步測算，主要銀行資本充足率將驟降1～2個百分點。究其原因，主要是受權重體系調整、操作風險資本占用及不合格二級資本工具逐步退出等影響。

　　資本新政實施后，一方面將體現在達標標準的提高，另一方面卻是資本充足率的“政策性”下降，兩者疊加使銀行資本壓力急劇增大。據銀監會披露，2010年底，國內銀行業平均資本充足率和核心資本充足率分別為12.2%和10.1%，如果按新口徑計算，銀行業平均資本充足率將迅速降至達標標準邊緣。

　　資本補充將愈加困難

　　在間接融資主導的金融市場結構下，銀行體系一直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根據歷史經驗判斷，未來GDP要實現7%～8%的增長，貸款至少需要保持16%左右的增速，這將直接導致巨大的資本消耗，銀行持續資本補充的需求將更為強烈。

　　從資本供給方面看，目前銀行業的資本金來源主要有兩個，一是內部的利潤留存，即內生式資本積累；二是外部的融資補充，即外源性資本籌集。資本監管新政進一步增加了資本內外補充難度，資本供給與需求間矛盾將更加突出。

　　貸款撥備率監管減少了資本的內部積累。貸款撥備率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一項監管指標，主要是為確保損失撥備計提的充足性和審慎性，防范銀行信貸高速擴張下隱藏的撥備計提不充分風險。監管部門對貸款撥備率提出了不低于2.5%的監管要求。銀行定量測算結果表明，目前國內商業銀行普遍難以達到這一標準，目前貸款撥備率已達標或接近的銀行僅有工商銀行、建設銀行、農業銀行和華夏銀行。為達到監管標準，大部分銀行需要大幅增加貸款撥備，直接扣減當期利潤，導致銀行留存利潤減少，這將對資本的內生式增長產生較大“擠出效應”。

　　次級債新規加大了外部融資的難度。銀行發展實踐表明，為有效支持國民經濟發展，保持較高的信貸增長速度，單純依靠盈利留存及提升資本效率難以彌補巨大的資本缺口，外源式資本補充必不可少。目前，受國內資本市場容量、監管制度等多方面因素制約，銀行業外源性資本籌集渠道十分有限。2009年的巨量放貸后，2010年，銀行業掀起了以股權融資為主的大規模融資潮，造成股票市場不堪重負。2011年，銀行業融資多轉向次級債市場。據統計，2011年銀行業次級債融資達3132億元，約占全部融資量的87%。倘若按照資本監管新政，新發行次級債必須滿足“無利率跳升”及“核銷或轉股”條款，這將大大增加后期次級債的發行難度，提高銀行業融資成本。

　　結構調整將進一步加快

　　目前，商業銀行還普遍處于以規模擴張為主的粗放式發展階段，在資本監管日益從嚴、內外部資本補充難度增大的新形勢下，這種高資本消耗、高風險積累的外延式發展模式將難以持續。因此，進一步加快結構調整，提高資本使用效率將成為銀行業走出資本困境的必然選擇。

　　一是在業務結構調整方面，資本監管新政實施將促使商業銀行對以下幾類業務進行重新定位和調整：

　　同業業務。隨著我國金融改革的深化和同業市場的發展，同業業務顯示出巨大的發展潛力，尤其在原有風險資產權重體系下，短期銀行類債權幾乎不占用資本，在滿足流動性的前提下，銀行甚至可無限做大此類業務。無論利差多薄，只要做大業務量就可以為銀行帶來可觀的利潤，因而同業業務已成為銀行業競相發展的重要領域。資本監管新政實施后，將給同業業務發展帶來較大的約束。一方面，杠桿率監管標準對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規模的總體擴張形成了剛性約束，相對于傳統存貸款業務，同業業務單位資產的盈利性較弱，在邊際收益取舍上，杠桿率監管標準將構成對同業業務發展邊界的約束。另一方面，為了客觀反映同業業務的風險狀況，與國際監管標準一致，資本監管新政大幅提高了同業業務的風險權重，使其原有的資本效率優勢有所削弱，必然促使商業銀行在資本效率論優的業務選擇中對其進行重新評估和定位。

　　小微企業貸款。優質大中型企業“金融脫媒”趨勢加快，利率市場化進程的推進，讓更多的商業銀行關注小微企業市場。小微企業貸款具有利率定價高的特點，對于銀行業優化信貸結構、培育新的利潤增長點具有重要的意義。資本監管新政兼顧審慎監管原則和公共政策導向，下調了小微企業權重，使其資本效率優勢更加顯現，為商業銀行大力支持小微企業注入了動力，也有助于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的現狀。

　　個人貸款。資本新政總體下調了個人貸款業務風險權重，促進銀行信貸資源更多地向個貸業務傾斜，尤其是個人住房貸款、汽車貸款、綜合消費貸款、個人經營貸款等資本效率較高的業務。但另一方面，資本新政上調了信用卡承諾的風險權重，對信用卡業務原有的片面追求發卡量的發展模式提出了挑戰，商業銀行未來必須更多關注于信用卡的有效利用率及活躍度上，盤活“無效”和“低效”信用卡承諾的資本占用。

　　二是在收入結構調整方面，資本新政實施將使銀行業面臨傳統盈利能力減弱及資本壓力增強的雙重壓力，構建多元化的盈利模式將是銀行業未來發展的根本出路。2011年，央行改變以往在年初框定各商業銀行信貸規模的做法，轉為采用動態差別準備金率模型進行信貸規模管理和調控。根據模型，資本充足率水平是影響銀行信貸投放量的主要參考因素。因此，資本新政導致各銀行資本充足率“政策性”下降后，極可能影響到銀行貸款可投放額度，規模擴張對利潤的貢獻將受到限制。另一方面，貸款撥備率監管指標相當于推升了銀行業的單位貸款成本，信貸收益率將變相下降。此外，隨著未來金融脫媒的深化及利率市場化的推進，銀行業傳統依賴存貸利差的盈利模式將面臨巨大挑戰，轉變盈利模式刻不容緩。與西方國家平均50%的非息收入占比相比，目前，中國銀行業的中間業務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在資本約束環境下，加強中間業務的產品研發和創新，增加不占用資本或少占用資本的中間業務收入，拓展多元化盈利渠道已顯得尤為緊迫。

　　對資本新政的幾點思考

　　資本充足率平穩過渡問題

　　過高的監管標準必然會抑制銀行信貸規模擴張，也抑制銀行對實體經濟的支持能力。因此，資本充足率的平穩過渡問題尤其重要，需審慎決策。與巴塞爾協議Ⅲ相比，國內資本充足率監管標準更加嚴格，平穩過渡的主要矛盾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達標標準、過渡期安排及資本定義。

　　就達標標準而言，資本監管新政規定國內銀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不低于7.5%，高出國際標準0.5個百分點，商業銀行核心資本壓力極大。提高資本充足率監管標準的初衷是增強銀行體系的穩健性，但實際上，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資本充足率指標曾受到廣泛非議，主要是因為在危機中倒閉破產的銀行在此前均保持著較高的資本充足率。以雷曼為例，倒閉前的雷曼一級資本充足率達11%，實際情況卻是雷曼公司不堪一擊地倒下了。這種現象引發了國際金融界對于資本充足率監管有效性的反思。危機暴露出的諸多監管缺陷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資本充足率并非萬能鑰匙，監管標準也不是越高越好。

　　就過渡期安排而言，與巴塞爾協議Ⅲ相比，國內資本新政實施時間提前1年，最后達標時間提前2年，這意味著中國短期內資本補充需求更大。從中國實踐看，商業銀行資本壓力短期驟增，將給資本市場帶來較大沖擊。2010年，監管部門上調了資本充足率達標要求(大型銀行11.5%，中小銀行10%)，在資本充足率硬性約束下，當年銀行在境內外資本市場上再融資近4000億元，占A股當年再融資(剔除IPO)的70%左右，同時，A股全年累計下跌了14.3%，市值損失近1.8萬億元。銀行資本擴充對資本市場的撼動可見一斑。在中國資本市場尚未成熟之際，過渡期安排還需慎重考慮。

　　就資本定義而言，更趨嚴格的資本定義使中國銀行業的資本壓力“雪上加霜”。按照資本監管定義，國內銀行在此之前發行的所有次級債均不符合最新的資本標準，這將進一步降低銀行業的資本充足率水平。眾所周知，銀行業存量次級債在發行時均符合當時的監管要求，若以最新國際標準來衡量存量次級債，讓銀行業額外承擔因監管標準調整而形成的政策風險，似有不妥，建議采取“新老劃斷”方式平穩過渡。

　　國內系統重要性銀行設定問題

　　自2010年始，國內監管部門便已實施差異化分類監管思路，按照資產規模對大中小型銀行分設不同的資本充足率監管標準，這也是對“大而不倒”銀行實施更嚴監管的第一步。為進一步完善分類管理思路，資本監管新政明確提出，將參考國際做法，依據銀行的規模、關聯性、復雜性、可替代性四方面因素，將國內銀行劃分為國內系統重要性銀行和非系統重要性銀行，并針對兩類銀行采取差異化監管措施。考慮到目前國內銀行第一、第二梯隊之間差距懸殊，而同梯隊銀行間的差距卻十分微小，監管部門在設定名單時應充分評估各家銀行的承受能力而區別對待，避免第二梯隊銀行被納入第一梯隊監管。否則，國內系統重要性銀行的附加監管要求等將成為制約銀行發展的“減速器”，使同梯隊銀行因起跑線的不同造成競爭上的巨大差異。另外，資本監管新政在對系統重要性銀行明確更嚴資本要求的同時，建議補充設置相應的激勵措施，如在監管評級、市場準入、機構擴張方面給予更多支持。否則，權利與義務的不對等可能影響銀行間的公平競爭。

　　杠桿率與銀行轉型問題

　　為有效約束銀行規模過度擴張，防止資本套利，作為資本充足率的補充，國內監管部門也引入了杠桿率監管指標，監管標準為不低于4%，高于國際標準1個百分點。短期看，銀行達標壓力普遍不大，但從長期看，杠桿率標準偏高，將影響國內銀行業務創新及中間業務的發展，不利于銀行轉型。

　　如前所述，隨著金融脫媒、利率市場化的推進以及資本監管新政的實施，構建多元化的盈利模式已成為擺在銀行面前的突出課題，迫切要求銀行業積極發展中間業務。從國際經驗看，中間業務收入主要來源于表外業務的發展與創新。創新也一直是國內銀行業經營發展的永恒主題，其中必然包含風險因素，適當監管有利于銀行業平衡好創新與風險的關系。但是，與西方國家不同，目前我國業務創新還處于初級階段，過度監管(如對杠桿率標準設置過嚴)會嚴重制約表外業務發展，一定程度上抑制業務創新能力，阻礙銀行業盈利模式轉型，不利于銀行的多元化發展與國際化競爭。

　　貸款撥備率與現有指標銜接問題

　　在撥備覆蓋率的基礎上，資本監管新政引入新的監管指標“貸款撥備率”，旨在解決撥備覆蓋率指標僅“對已經發生的不良提取撥備進行風險覆蓋”存在不夠審慎的問題。按照計算公式，貸款撥備率可轉換為撥備覆蓋率與不良率的乘積，即在撥備覆蓋率一定的情況下，貸款撥備率與不良率成正比。為達到監管標準很可能會導致幾種與監管導向相悖的情形，例如，為了保存撥備而人為延緩不良貸款核銷時間或減少不良貸款核銷規模。又如，人為增加高風險貸款的發放比例，通過提高不良率來提升貸款撥備率水平。這兩種情形都導致銀行行為與指標設計初衷發生偏離。從實際情況看，貸款撥備率規定會使以往資產質量較好的銀行處于不利地位，為達標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不僅沒有體現出監管導向上的“獎優懲劣”，長期看，甚至會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的銀行群體行為，促使銀行的風險偏好越發激進，更可能使銀行業多年來努力得到的“不良雙降”成績毀于一旦。

　　正是由于貸款撥備率指標本身的局限性，在具體推行時，需要妥善處理好其與撥備覆蓋率、不良率等現有指標的有效銜接問題。考慮目前國內銀行撥備覆蓋率普遍較高的實際狀況，貸款撥備率的達標標準完全具有下調空間。在動態化和差異化調整方面，可采用貸款撥備率與撥備覆蓋率組合管理模式，即根據撥備覆蓋率水平設置不同區間，分檔設定貸款撥備率達標標準，撥備覆蓋率較高的銀行，可適用較低的貸款撥備率標準。

　　此外，通過限制分紅比例或提高銀行稅后利潤的一般風險準備要求，都是替代貸款撥備率指標的不錯選擇，不僅可有效緩解銀行資本壓力，增強抵御風險的能力，而且還可避免利潤的大幅波動。

　　資本監管新政的實施，在給中國銀行業帶來了巨大挑戰的同時，也必將為促進中國銀行業轉型發揮積極作用。參與國際金融競爭，必須遵守國際監管規則，這已經成為國內銀行業的共識。國內監管當局在制定資本監管新政的過程中，要充分兼顧國內現狀，在遵守國際規則總體框架和原則的前提下，用足規則彈性，合理確定國內標準和過渡期安排，引導國內銀行業在持續健康發展的基礎上，平穩安全地融入國際監管框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