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涯

　　可見，監管層要做的不是那么多。關鍵是要盡量將“法外世界”生長出來的合理需求納入合法的框架之內，盡量減少市場上的灰色地帶，降低信息的不對稱性。

　　2014年有兩個關鍵詞，一個叫“廣場舞大媽”，另外一個叫“互聯網金融”。但凡沒被《小蘋果》唱傻，或者開口不談點“互聯網金融”，江湖上你都不知道要怎么混下去。

　　其實，細究起來，“互聯網金融”這個概念是不嚴格的，到谷歌[微博]上用“Internet Finance”來查找，搜出來的無一例外是關于中國的消息，比如“互聯網金融在中國”，“中國互聯網金融發展迅猛”，“中國央行[微博]開始對互聯網金融進行監管”。

　　民間集資的網絡升級版

　　對于互聯網金融，也只有中國央行給出了比較官方的定義。央行2014年4月發布的《中國金融穩定報告》中指出：互聯網金融就是借助互聯網和移動通信技術來實現資金融通、支付和信息中介等功能的新興金融模式。主要包括網上第三方支付、P2P網絡借貸、非P2P網絡小額貸款、眾籌融資、金融機構的網絡創新平臺和基于網絡的基金銷售等形式。

　　細想起來，這些金融產品在美國和其他國家早有發展，不過規模體量甚小。在美國這種金融創新層出不窮的地方，更沒有引起什么波瀾。倒是在中國，一個被天天吐槽的互聯網，一個屢被詬病的金融體系，卻怎么會培育出了一個看上去氣勢奪人的“傳統金融顛覆者”？

　　舉個例子，借助余額寶[微博]，天弘基金從2013年到今年6月實現了管理資產規模從100億元到5890多億元的飛躍，比華夏基金[微博]開疆拓土16年的總和還要多。再比如，支付寶[微博]10年間發展成用戶三億，2013年支付超過27.8億筆、金額9000億元的全球第一大移動支付公司，將早在1998年起步的Paypal遠遠拋在了后面。還有，起步僅有6年時間的P2P網貸平臺，正呈現井噴式的發展態勢，到2013年已達到近1200家，僅僅后8個月成交量就突破700億元，而同年整個美國P2P的交易量總額也沒有超過50億美元(約合300億元人民幣)。

　　而2013年美國和中國的金融業總資產分別為80萬億美元和24萬億美元，體量之比是3.34∶1。

　　可是這事兒琢磨一下也不難理解。由于利率管制，存款利率被長期壓低，貨幣市場利率在3%~4%(去年平均是5%~6%)，而老百姓又不能進入貨幣市場。這么大的套利空間，只要將活期存款搬家到貨幣基金里，就擺明了是個百姓-機構雙贏的局面。

　　再看第三方支付，北美、歐洲這種信用卡網上支付普及的地域，留給第三方支付的空間就相對有限。正因為中國傳統的銀行支付繁瑣、用戶體驗差、安全系數低，像支付寶這樣的產品才有了大展拳腳的機會。

　　再比如現在天天被媒體炒得火熱的P2P、眾籌、小貸，還不是對中國的多年積疾——銀行體系過于龐大、小微企業融資困難、投資者手中資金又缺乏投資渠道的正常反應？

　　再直接點說，撕開互聯網這身高科技的華服，這些融資模式還不就是多年來一直遮遮掩掩被詬病的民間私人借貸、民間集資的網絡升級版嗎？

　　對于每個人來說，改善生活是本能的追求。現實世界的困難和問題層出不窮，一定會有人因地制宜地想辦法，這差不多是經濟學中給定約束條件利益最大化的現實應用。互聯網金融的每一個“創新”，其實只是市場對于既有框架造成的不適所做的一點小“反抗”罷了。

　　正因為現有的金融體系的長期抑制和發展不足留下了巨大套利空間，互聯網金融的“中國火”才一下子燒得漫山遍野。盡管體量還不大，但增速驚人。

　　金融發展與金融風險并不對立

　　和所有高速增長的新興事物一樣，互聯網金融的發展頗有些年輕蠻橫的霸氣，在現有法定框架的邊緣和空白地帶攻城拔寨。也正因為此，這些日子關于“互聯網金融風險”話題的火熱程度持續升溫。P2P的跑路潮、倒閉潮，網絡理財產品的安全性，小貸和眾籌的“非法集資”紅線之痛，無不占據著各大媒體的版面。“風險”多了，對于“嚴格監管、防范風險”的呼聲自然也高漲起來。

　　當然應該防范風險。不過，要防范互聯網金融的風險，總得先將風險的來源弄明白，才能對癥下藥。

　　金融的本質就是契約關系和借貸關系，所以金融的風險也就是信用風險。不管互聯網金融的手段、產品、技術怎么變化，其本質的金融屬性從來沒有變。所以，互聯網金融的風險本質上就是信用風險。不管表現形式是破產跑路，還是網絡理財產品不能到期還本付息，實質上是信用危機。

　　監管層以“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促進金融健康發展”為己任，但凡哪里有風險，就上趕著拎起高壓水龍頭去救火。但有些容易發生誤解的概念，我們還是得弄清楚。

　　比如，“金融發展”是不是和“金融風險”相對立的概念？

　　現代金融學就是研究不確定環境下人類最優選擇的學問。不確定也就是風險，所以金融從本質上就是風險和風險管理的學問。金融學最基本的原則告訴我們：回報和風險從來是唇齒相依的好友。我們都明白“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換成金融學的語言就叫做“沒有無風險的收益”。如果一個相對穩定的市場里，國債利率(無風險利率)在3%左右，如果有一個回報為20%的金融產品，我們要明白，在追逐這個回報的同時意味著自己承擔了與此相適應的不確定性，即風險。

　　現實世界里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婚姻市場上，是平平安安找一個暖男(低風險-低收益)，還是忍受失敗或背叛的概率追逐高富帥(高風險-高收益)？金融學的知識告訴我們，這兩種選擇的風險調整后期望收益率一定處于相對均衡。否則，就會有一類男生發生極大的供不應求而導致“價格”暴漲。那“風險管理”是干什么的呢？風險管理就是根據你的個人偏好和資金約束，選擇對你來講風險最小(成功概率較大)和收益最高的。這叫做“理性選擇”。

　　這么淺顯的道理大家覺得挺明白，可一到金融市場上就容易被忘記。說到底，金融發展和金融風險不是對立的，相反，風險管理的技巧越高，金融發展的程度越高。如果想徹底“消除金融風險”，那不如干脆“消除金融”來得痛快。

　　將“法外世界”納入合法框架

　　互聯網金融風險又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其實沒有什么特殊。非要說的話，就是這些金融產品和模式產生的時間還短，變化也快，沒有固定的套路和現成的規則來“約束”和“監督”，所以總讓人惴惴不安，怕鬧出什么亂子來。

　　我仔細想了想，究竟現在被炒得沸沸揚揚的互聯網金融風險能鬧出什么亂子、要怎么監管？還真沒有特別清晰的答案。

　　拿最被人們關注的P2P平臺“跑路”潮和小貸公司倒閉潮來說吧。這里面其實有兩個悖論。第一是我們剛才說過的，這些金融產品提供了遠遠高于無風險利率的收益率，這個收益率本身就蘊含著很高的風險。監管層要做的不是“防止倒閉導致投資者血本無歸”，而是要提供更透明翔實的信息，使得投資的風險-收益能更容易為投資者識別。

　　第二個悖論是這些金融模式的風險究竟從何而來。細究一下，還真和“監管-管制”不無關系。舉個例子，我國對于金融牌照的發放一直采取審慎原則，其結果就是牌照成了“殼資源”，本身就有了價值。那些拿不到牌照的，眼看著這么大的資金供給需求市場，這么高的利潤，進不去怎么辦？當然是開動腦筋，合作買牌照，或者打擦邊球。再比如，對于現在的P2P平臺，監管層三令五申，要求“搞好第三方存管制度”，也就是要求P2P只做平臺通道，“不搞資金池，不提供擔保”。聽上去很美。不過這么一來，提供擔保的“第三方”不盡然是慈善家，對自己所承擔的信用風險必然要求回報，這種回報自然會體現在貸款利率中。利率過高沒有人要，資金空轉傷不起，怎么辦？那就自己成立擔保機構或找關聯企業的第三方擔保，反正是肉爛在鍋里。總之是你有你的張良計，我有我的過墻梯。長此以往，當然就形成了一個“法外世界”。法外世界的原則是“說不清”，也不希望“說清楚”，最后市場上的信息成本越來越高，不確定性越來越大，風險自然更大。

　　現實世界里有沒有更好一點的選擇呢？還是有的。比如，2000年時，全國進行城市信用社改造，給四家浙江的城市信用合作社留下了牌照。十年過去，這四家都發展成了很不錯的城市中小商業銀行(泰隆、民泰、稠州、東海)，不僅沒有鬧出什么亂子，反而有力地支持了當地經濟發展，順利地從“非主流”進入了“主流”金融體系。

　　對于“第三方擔保”，監管層或者可以少操一點心，使得該破產的破產、該損失的承擔損失。市場大浪淘沙，最終能活下來的，必然是機能良好、抗擊風險能力強大的機構。

　　可見，監管層要做的不是那么多。關鍵是要盡量將“法外世界”生長出來的合理需求納入合法的框架之內，盡量減少市場上的灰色地帶，降低信息的不對稱性。

　　我認為，金融市場和人類的生長軌跡有著某種奇妙的內在聯系：青少年時期躁動不安，野蠻生長，到了而立、不惑之年，自然會從“非主流”靠向“主流”，成為群眾喜聞樂見的社會中堅。套用一句韓寒的話：“生長就會放肆，但長大就會克制”。互聯網金融也罷，90后、00后也罷，莫不如是。

　　說了這么多，不過就想說，互聯網金融那點兒事真不是什么大事，風險沒有聳人聽聞的地方。至于怎么監管，還是用我最仰慕的學者周其仁老師的話來做總結吧：“在一個變化很快的社會，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為，把對個人和社會無甚損害的法外活動，盡可能地納入法內框架。否則，越來越多的人另起爐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敗。”

　　我覺得，這可能是對中國互聯網金融風險和監管最好的建議，或者也是對中國金融發展與改革的最好建議。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