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金玲

　　雖然開年以來，銀行再融資對象轉向銀行間市場和“史玉柱式”的民營資本，但依舊無法消除人們對中國銀行業“擴張-融資-再擴張”怪圈的憂慮之情。

　　“中國金融改革已經站在一道門檻上，”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金融系主任潘英麗近日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指出，“不應該再通過配股、增發、發債等方式讓銀行獲得融資，而是需要金融變革從根源上解決問題，這事關中國經濟轉型、風險控制以及新興產業的發展。”

　　潘英麗提出，金融服務業需要加快對民間資本的開放，可以試點大型國有金融機構分拆分子機構并實行民營化改革，通過“內退外拓”的戰略布局形成有序有效的金融市場結構。

　　“內退”：從支行到民營社區銀行

　　在潘英麗看來，目前國內依然是金融行政壟斷與無序競爭并存的局面，金融業分支機構已經出現過度膨脹態勢，“中國的存貸款利差比國際平均水平高出兩個百分點，如果把存貸款利差剔除，2009年國內銀行業處于零利潤水平。”她表示。

　　“另一方面，金融業本身出現‘畸形’膨脹，資產和信貸規模急劇擴張，而在利率管制和高達兩個百分點利差‘補貼’的背景下，大量信貸持續流向房地產業，以及包括高速公路、高鐵在內的政府項目。”潘英麗稱，“相比而言，‘三農’、中小企業、高新技術企業等沒有得到相應的資金支持，銀行為實體經濟服務并沒有做到位。”

　　而潘英麗所說的“內退”，即讓大型國有銀行試點向民營資本出售其部分支行，改制成單一社區銀行，可以從發達地區支行為先，以滿足特定區域服務業、中小企業和家庭的金融需求。

　　“改制后的社區銀行有獨立法人、自負盈虧，但與大銀行具有天然的‘母子’關系，可以實現差異化發展和分工協作的代理行關系，”潘英麗解釋道，“比如說社區銀行可以委托大銀行到銀行間市場拆借資金，大銀行也可以把一個大項目切分成若干份出售給社區銀行。”

　　在風險控制方面，潘英麗建議要加快推進存款保險制度，給小額存款儲戶以存款保險，來規避獨立民營社區銀行的倒閉風險；此外還要加快構建獨立的金融立法司法體系，可以在發達地區率先試行。

　　事實上，去年9月發布的《國務院關于促進企業兼并重組的意見》就明確指出，“加快壟斷行業改革，鼓勵民營資本通過兼并重組等方式進入壟斷行業的競爭性業務領域，支持民營資本進入基礎設施、公共事業、金融服務和社會事業相關領域。”

　　“外拓”：人民幣國際化背景下跨國經營

　　而在“外拓”方面，潘英麗指出，這些試點大銀行可以通過回籠資本、換匯后投向亞洲和其他高成長新興市場經濟體，實現跨國經營。

　　“金融危機之后，西方國家一些金融機構的全球化擴張受限，接下來或從海外市場收縮回歸本國，這就給中國金融機構‘走出去’提供了空間和機會。”她如是說，“可以選擇那些人口較為年輕、城市化進程加速中的海外國家開設分支機構。這也是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微觀支持，人民幣‘走出去’需要更多中國企業和中國金融機構加快海外交易、結算、投資等，而金融機構同時也要為這些企業提供追隨型服務。”

　　潘英麗認為，“內退外拓”戰略可實現回籠貨幣降低通脹壓力、降低外匯儲備美元貶值壓力、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支持，以及實現內部有序競爭的市場結構優化等多重目標。

　　求解動力不足

　　“事實上，在過去四五年中，監管層對建立分支機構的審批已經非常嚴格，而大銀行對支行的地域布局調整也基本結束，當然，一些中小銀行還處于網點擴張的階段。”上述中資銀行人士表示，“問題在于：第一，出售那些賺錢的支行，或難通過上市銀行董事會和股東大會一關；第二，相比境外市場，目前銀行在國內盈利更易，風險也更小，所以作為商業舉措的動力可能不足。”

　　一位銀行業分析師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也說：“從現實意義上說，中資銀行在國內的發展機會要好于國外，退出部分國內市場而專注海外市場的沖動不大；而且大型銀行本身在中國經濟格局中具有穩定器作用，從監管角度來說，分拆大型銀行造成的風險控制難度更高。”

　　“中國金融機構‘走出去’的動力不足，而且有本土化偏好，但至少未來5年，中資金融機構伴隨人民幣國際化而實現跨國經營已經被提上日程。”潘英麗則指出，“中國金融改革已經站在一個門檻上，銀行坐擁高息差，繼而大放貸、再融資的模式并不可持續，對中國經濟轉型和新興產業發展也無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