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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 李云龍
“也許最有趣的發現是中國已取得的成長和結構上的改變，并不是因為對外開放市場的緣故，而是其在體制上的轉變，也就是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比f事達卡國際組織亞太區首席經濟顧問王月魂博士上周在北京表示。
這也是王博士與著名經濟學家樊綱先生合作的《得益于全球化過程：從中國學到的經驗》研究報告得出的結論。他們是“通過研究刺激中國爆炸性成長的一攬子政策，從中觀察到何種改革政策是其它發展中國家刺激經濟增長時所需要的。”王博士認為。
中國改革享受全球化
王博士表示，盡管經過25年的快速成長，中國的平均收入在2004年底仍僅為1265美元。 身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應付許多制度、結構和社會問題的同時，中國市場正在面臨對外開放的巨大風險。以中國的經濟與政治能力，尚無法訂立適合其國家的全球化準則。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世界投資統計結果，在1989年至2004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資平均年增長率為8.3%，而全球的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年增長率為2.8%；全球外匯日交易額從1989年的5900億美元增長到2005年的18800億美元，平均年增長率達 110%。王博士談到，隨著穩定成長的出口量與成為全世界吸引最多外商直接投資的國家，中國似乎很享受這一迅速發展的全球化過程。
報告認為，中國市場相關的改革要點包括：私營機構的發展、國內市場價格自由化、政府控制和中央規劃的放松、國營事業股份化、以及私營機構立法。簡單來說，國內部門的發展是在當前顯著的全球性經濟背景下，引起一系列轉型的關鍵。
王博士認為，控制全球化利益的關鍵，在于首先致力于內部制度改革。其次，改革政策必須符合當地的收入水平、發展階段和歷史背景。接下來，改革政策還要優先考慮到經濟和社會穩定性，因為貧困的發展中國家可能永遠無法從初始的改革沖擊中痊愈，并導致缺乏興趣和對改革的支持。最后，體制中的不同部分的改革政策的一致性是非常重要的。
王博士表示，中國的貿易政策并非重商主義，因為中國這一“出口機器”是由跨國公司推動的，2003年外國跨國公司出口所占比例為55%，2004年外國跨國公司出口所占比例的增長為65%，在泛亞供應鏈中中國的附加價值比例僅僅占30%。
2003年的數據表明，外商獨資企業占據了中國最大的三項出口項目中的大部分，工業機械出口中的62%，計算機及外圍設備的75%，電子及電信的43%，合資企業占據了工業機械出口中的15%，計算機及外圍設備的15%，電子及電信的28%。
金融改革迫在眉睫
中國在國內改革剛起步時，即邀請外商直接投資。接下來，隨著經濟特區的建立和較好的投資環境，外商直接投資在90年代初期迅速成長，也對中國全面的成長和貿易有很大的貢獻。
外商直接投資不僅引進資本和技術，為失業的工人創造工作機會，更重要的是使中國企業家們接觸到商業經驗與管理技巧。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附加價值對于中國和其它發展中國家來說，起到關鍵作用，幫助其追趕發達國家，將自身劣勢轉變成“后發優勢”。
此外，外國投資者也能成為強力說客，推動一個國家作出與相關改變以使市場與全球規則兼容。最終，當外國投資者對所在國家產生強大的興趣后，也會在全球環境中成為此國家的有效說客。
但是，王博士指出，目前的世界工廠仍然是美國。根據英國統計局和世界銀行的統計，在1990-2004年期間，以當今美元市值計算，制造業增值中，中國平均年增長率為14.03%，美國平均年增長率為3.23%，但是2004年的最終數據表明，當年美國的制造業增值達到了14700億美元，中國僅僅為7010億美元，不到美國的一半。
不過，美國制造業的產業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革，1992年美國制造業產生的9770億美元制造業增值是由2800個萬工人創造的，而2003年的14000億美元卻是由1700個萬工人創造的，從事實際產品生產的制造業工人的比率從68%下降到了52%。
王博士認為，中國對美國和歐盟的貿易盈余是吸收了原來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澳大利亞等亞太經濟體對美國的貿易盈余。而由此產生的中國要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這一結果是因為“在國際體系中能更好的支持中國的可信度，以彌補中國金融體系的不足以及諸如銀行不良貸款之類的結構性缺陷�！�
在“人民幣的價值是否被高估﹖”這一問題上，王博士認為，“是的，從美國近年來的通貨膨脹率大于中國這一角度而言的確如此。”1998-2005期間，中國通貨膨脹累積變動為8%，而美國為20%。作為美國來說，價格浮動并不會造成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但貨幣會�！胺�定”的價格在今天反映了高生產力水平，而不是缺乏通貨膨脹的表現。
而且，實際的問題在于不對稱的國際經濟體系，美元作為實際上的國際貨幣，本身就種下了美元貶值所帶來的制度上問題，因此，世界實際上處于永久的貨幣危機中，在這種條件下，中國所能做的就是兩條：一是加快融入世界經濟的步伐，二是于高度不確定的環境下整合金融系統。
逐漸市場化是合理的
在出現有相似經濟實力并可相互競爭的國家的情況時，傳統的競爭優勢理論最具有說服力。但是在經濟多樣化的世界中，對新興產業的貿易保護與對于進口設備及技術的特別待遇，可以保持一個實際的平衡。
在經濟剛起飛階段，中國非常努力的保持對新興工業的貿易保護，這是正確的決定。這些努力表現為長達13年的“入世”談判，及緩慢降低的中國關稅和其它貿易壁壘，如電子業和汽車工農工業。在實施貿易保護的期間內，外商直接投資引進資金與技術，并幫助中國本土生產力、市場成長、與收入成長的增長。因此，制造商能從規模經濟中獲利。供應鏈更加效率，本地零組件比例上升，提高了整體產業的效率。
與上述政策相配合的，是中國采取的資本控管。中國的貨幣只能在經常賬戶中轉換，不能在資本性賬戶中轉換。這不僅幫助中國避免金融風暴，更有效地對抗貪污。越來越多人已經開始了解，快速的市場自由化可能為發展中國家帶來無法解決的風險，因為發展中國家缺少適當的法規，卻有不良的公司管理、發展不完全的資本市場和不適當的管理監督。
在有關社會穩定的兩大方面：教育與社會福利。王博士認為，中國的基本教育在計劃經濟時期已取得長足進步，這也是讓數億農村兒童學習謀生技巧以脫離務農以及將來投身全球經濟的方法。中國在80年代讓最優秀學生的出國留學，如今已開始獲得良好成果。雖然這個政策曾經造成短暫的人才外流，但是現在帶來的效益是非常明顯的。這些留學生選擇回到中國，在跨國公司任職，成為訪問教授與企業家。他們扮演外國投資在中國的橋梁角色，增加貿易與金融交易。
謹慎選擇社會福利政策也是另一項讓中國經濟發展成功的關鍵。不管政策有多么受歡迎，貧困的發展中國家不應該隨便的采用發達國家使用的社會福利政策，因為已發展國家的政策有可能帶來增加收入再分配之循環，同時減低財富創造和勞力流動性。
結 論
正如習語中說的一樣，“細節是魔鬼”。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國際顧問犯下的錯誤在于，他們試著在發展中國家套用他國的改革方針，不管他國的條件有多么的不同，在這方面，中國成功地避免了錯誤。
中國經驗提供了處于改革初始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很實用的教訓。一般人認為中國是全球化的冠軍，但是較少人知道中國的成功主因不在于遵循正統經濟方針，而是依照國內情形彈性地運用政策。這才是真正值得學習的教訓。
個人簡介：王月魂博士自1999年開始出任萬事達卡國際組織亞太區首席經濟顧問一職，主要負責追蹤和預測亞太區經濟和商業發展趨勢。另外，他還負責對該地區重要市場的支付行業的成長動態進行不間斷的研究和分析工作。作為首席經濟顧問，王博士制訂了一系列市場進入戰略，剖析和處理各種監管問題，分析人口和生活方式改變對業務的影響，并分析具體市場的業務發展潛力和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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