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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松奇
最近一段時間，有關中國金融改革是否“開放過度”、是否出現了“引入國外戰略投資者的洋躍進”以及國有金融機構的股權是否已被“賤賣”的觀點和討論正引起方方面面的注意，其導火索則是兩個年輕人(余云輝、駱德明)的一篇措詞激烈的文章《誰將掌控中國的金融》。該文章的三個核心論點為(1)“金融企業引入外資，容易造成中國經濟控制權的喪失
，危及國家金融安全”；(2)“金融企業過度引入外資，就意味著中國財富滾滾外流；(3)“金融企業引入外資并非是改善法人治理結構的惟一出路”。他們認為，使中國經濟殖民化、拉美化的理論和政策在現階段已居于主導地位，因而需要喚醒中華民族的“經濟抗戰意識”。
余、駱的文章在許多人中引起了共鳴。不過，這也使人想起了馬克思當年說過的一句話：任何思潮只要和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口號相結合，就特別容易贏得擁護。我總覺得，目前對金融業開放的洶洶謗議和革命導師當年的諷刺性描述已相差無幾了。由于某種歷史原因，使得中國在每一次體制、制度、政策的轉折關頭都容易產生左的和右的各類機會主義傾向的干擾。在最近50多年的實踐中，各類機會主義分子也在實踐中總結出一條重要經驗，那就是：左比右更安全！因此，每當面臨立場性表態時，許多人就按照風險規避原則來進行自己的臉譜設計，例如，盡量選“左”和“中間偏左”的人，大體是一些政治智商較高的聰明人。這里，我用的是“較高”一詞而不是“最高”，說明在大的轉折關頭出現時還有另一些“政治極品”，如1959年廬山會議前的柯慶施之流，他們在上山前就準備好了兩套材料，左邊衣兜揣的是反右材料，右邊衣兜里裝得是反左聲明，所謂“言若波興，隨風而轉”是也，到時就看偉大領袖怎么揮手、實力對比如何變化了，臉譜可隨時變換。
上述這段話只是表達我的一種擔心——一種對有過一次次“運動”經歷的中國在某類影響較大的思潮冒頭時可能產生民粹主義后果的擔心，絲毫沒有批評余、駱二人的意思。2005年9月28日，我在上海曾和余云輝博士見過面，一起聊了幾個小時，看得出，他是一個研究素養很高的證券公司老總，也是一個真誠的愛國者。當然，我對他的觀點不大贊同，并在當時就直率地表達了我的意見。
我認為，在中國金融市場開放問題上，我們理論界至少要厘清以下幾點：
1、 中國經濟融入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
2、 加入WTO，履行1999年就做出的開放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的承諾，既是一種國家
義務也是履約誠信的具體表現。
3、金融機構的股權轉讓給國外投資者會“危及國家金融安全”的論點并不符合世界經濟史實，如拉美國家、東歐國家都普遍存在國外投資者入主(不僅僅是入股)金融機構的現象，其結果是這些國家金融服務整體水平大幅提升和金融體系更加穩定。
4、外資入股金融機構會“使中國財富外流”的說法有些似是而非。因為，回首27年的改革實踐，沒有外國直接投資大量進入中國，我們是不可能取得今天這樣的發展成就的，而俄羅斯和印度之所以在經濟績效上遠落后于中國，一個重要的差距就是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量太少。中國的金融機構特別是銀行，其資產盈利能力連世界一流水平的1/10都不到，試想一下，如果中國金融機構的外國投資者能夠從入股分紅或股價上漲中分得“滾滾財富”，那么，在目前這樣低比例入股限制的條件下，中方的股東能得到的肯定是“洶涌財富”了。
5、實際上，中國的金融改革和總體經濟改革一樣，總有一些政治體制因素在起消極作用，在許多情況下，只有國外投資者入股才能在相當程度上抵消這些因素的掣肘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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