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蔚祺

　　迄今為止，次級債危機已經給全球大型金融機構帶來超過1800億美元的損失，并使數以萬計的人丟掉了飯碗。而上世紀90年代初爆發的日本銀行業危機，或許可以作為次級債危機的“前車之鑒”。

　　法國興業銀行亞洲首席經濟學家Glenn　Maguire日前撰文對此進行了深刻的討論。日本銀行業危機的確與次級債危機存在許多共同之處。首先，這兩次危機都源自寬松的信貸標準，和以抵押品潛在價值而非申請人的償債能力為依據的審批條件。其次，次級債危機的直接后果是資產價格下跌導致貸款違約率上升，并且傷害到廣泛的金融行業。

　　此外，次級債危機對金融市場的影響程度，由于結構性信貸產品的復雜性而難以估計，很長一段時間內，金融市場和貸款損失的程度被掩蓋，損失更多地被轉移而不是被處理。

　　在過去的10年，美國金融機構向信用記錄并不太好的家庭提供的房屋抵押貸款，發生了爆炸性的增長，次級抵押貸款規模在近15年里擴大了20倍，到2006年，每5個住房貸款中就有一個是次級抵押貸款。

　　更低的資金成本和非銀行貸款機構對這一市場的滲透，這兩個因素促進了次級抵押貸款的增長。

　　而回溯到上世紀70年代的日本，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改革中行業壁壘的逐漸減少，引發了日本銀行貸款的機構性變遷。日本的金融管制撤銷始于上世紀70年代，在這個過程中日本走出了獨一無二的改革道路，就是日本的管制撤銷是漸進式的，同時保留了金融行業的壁壘。

　　漸進式的管制撤銷包括定期存款利率管制的逐步放開，歷時9年才算徹底完成。而對于壁壘的保留，即不同金融機構從事不同的金融服務業務，各個子行業的業務范圍涇渭分明。

　　而證券行業的管制撤銷早于銀行業，因此很快加劇了銀行貸款的競爭形勢，使大型城市銀行的市場份額迅速縮水。不僅如此，許多銀行的大客戶還紛紛轉向債券和股票市場融資，而商業銀行自身卻受到限制，不能積極地開拓投資銀行業務。

　　結果是房地產貸款成了許多銀行能夠輕松進入的唯一領域，大型銀行爭先恐后地涌入他們并不熟悉的房地產貸款領域。在很多情況下，審批貸款項目的唯一標準就是項目所在地土地價格趨勢的預期。

　　急劇的金融自由化加上缺乏監管標準和銀行管理的從嚴化，成為上世紀80年代日本資產價格通脹和后來不良貸款問題爆發的根源。

　　一言以蔽之，正是日本的金融管制撤銷進程迫使一些銀行擴展房地產貸款，并且最終導致上世紀90年代日本銀行業嚴重的不良貸款問題。

　　這僅僅是問題的一部分。日本經濟另外一個讓人費解的特征是，盡管很早就試圖沖減壞賬，日本的不良貸款規模卻逐漸增加。1993年3月，日本前20家銀行的官方壞賬規模為12.8萬億日元(約合GDP的2.5%)，5年以后，銀行沖減了37.6萬億日元的壞賬，卻仍然面臨40萬億日元的壞賬。

　　在這5年間，日本銀行業平均每年沖減7.5萬億日元壞賬，即每年沖減現有壞賬的45%，但是新的壞賬仍層出不窮。主要因為最初銀行對于壞賬程度的低估和匯報的遲緩。其次，銀行業危機導致經濟出現滯脹，銀行壞賬出現了真實的增長。

　　反觀當前美國次級債危機，我們清楚地意識到，評估美國形勢的重要指標，應該是壞賬沖減和資本注入的速度。

　　當年日本的壞賬沖減和資本注入，在資產泡沫破滅10年內都沒有達到合理的水平，與此同時長達10年的經濟滯脹導致了新的不良貸款滋生，甚至超過了由資產泡沫破滅所導致的壞賬規模。

　　因此，統一的認識和壞賬沖減，是美國和日本在應對金融危機時截然不同的方面，加上主權財富基金及時提供了資本注入，也使次級債危機中的美國金融機構與當年的日本銀行業的境遇，存在天壤之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