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Bloomberg日前的數據，由工商銀行領銜的中國國家控股商業銀行已在全球銀行業的市值排名中，將花旗等長期以來的業界偶像拋在身后，個中快感，誰在體受，不言自明。

　　盡人皆知，中國銀行業的市值坐大并非反映資產規模以及經營實力，而是基于股價估值過高所致。工行、建行和中行的市盈率比花旗和匯豐等高出兩三倍，而營業額卻只有對方的三分之一，是典型的規模與市值不成比例的銀行。雖然次級債危機拖累了以花旗銀行為首的全球性銀行，但中資銀行要想取而代之至少在短期內還不可能。

　　在全球化的競爭框架下，決定中外銀行業存續與發展的最后籌碼不在于一方獲得外力支持以及市場價值的大小，而在于銀行內生的競爭優勢的大小。

　　目前中國銀行業的高利潤主要是由利率管制下的高利差保證的，未來幾年利率市場化進程勢必加快，利差將會大大收窄，銀行要想獲得超高的利潤增速基本不可能。另一方面，盡管獲得了政府的巨額注資，工行、中行、建行的顯性風險即不良資產率大大降低，資本充足率普遍超過10%。但自去年第四季度以來，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出現反彈，顯見其內控水平仍在低位徘徊。況且政府對國有商業銀行的注資已被質疑為是一種獲取溢價收益的投資以及可能的負向激勵。

　　而中國銀行業的真正危險還不在于原本數額極大的不良資產，真正的危險在于制度缺失，在于中國的國有控股商業銀行迄今尚未按照現代商業銀行制度來明晰產權以及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和內控制度。

　　盡管上市普遍被認為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在過渡期內增強競爭力的最優安排，但如果中國銀行業不在體制上加大改革力度，而一味忙著提高資本充足率以及把資產規模做大以稀釋不良資產，最終通過上市圈錢甩包袱，結果不是自欺欺人就是飲鴆止渴。中國銀行業的改革者應倍加清醒：在國有商業銀行的內在機制未作根本性改造就上市，實際上是打通了銀行與股市的風險通道，銀行與股市的風險就可以相互傳遞，就會大大提高經濟運行中的風險系數，也即加大整個經濟變量的制度風險。

　　當然，中國迄今為止在銀行業方面的改革令市場人士充滿期待，但中國的銀行業要達到最佳國際標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例如，政府控股銀行管理高層的最終任免權仍掌握在政府而非銀行董事會手中。從更廣泛的角度看，中國銀行業需要花時間建立起一種真正的信貸文化，即貸款決策應建立在借款人的信用可靠性以及對貸款風險的分析評估上，不能僅靠銀行與貸款人的關系或政府的政策。

　　另一方面，銀行改制與上市不能畢其功于一役。銀行改革的關鍵不在于銀行的不良貸款率是否因為政府注資而減少，而是銀行是否建立起了一套防止新增不良資產的有效機制。

　　所以，盡管有關部門在以前所未有的決心發動一場銀行革命，但是中國的這場銀行變革短期內不大容易使疾病纏身的國有銀行的競爭力發生脫胎換骨的變化。

　　盡管政府這次借鑒國外商業銀行的治理模式來推進國有銀行的市場化改革，作為改革主體的銀行也深知這是最后的救贖。但從尊重市場規律的角度，從催生世界級商業銀行的高度出發，政府就必須忍痛切斷與銀行之間的臍帶，給予銀行作為市場主體所應有的商業空間，使其真正獲得內生的競爭優勢。無疑，一個具備合理的股權結構、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的真正適應市場化的金融企業在嚴厲的監管制度下不僅可以有效履行作為國家主要商業銀行所應發揮的社會職能，還可以成為花旗、匯豐等國際頂級商業銀行所敬畏的競爭對手和合作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