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流動性過剩也逐漸顯現出來，流動性過剩將給金融機構施加巨大的壓力，同時上市銀行業將面臨較大信貸擴張壓力，加上我國政府出臺的緊縮措施，這些都可能使銀行的不良信貸率上升。但是即使這樣，我國銀行信貸擴張的沖動依然強烈，如果不能真正進行機制優化、嚴格管控中長期信貸的話，銀行信貸擴張風險將逐步顯現出來。

　　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曾指出，流動性過剩依然將給銀行信貸施加壓力，因此將嚴格管控中長期信貸。我國流動性過剩以及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的問題仍將繼續，銀行業在經濟高增長當中投放貸款的潛在風險將逐漸浮出水面。

　　從信貸供給方的因素來看，銀行信貸擴張沖動的根源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銀行在資本收益率方面所面臨的巨大壓力。在經過外匯儲備注資、發行次級債、上市融資等途徑運用之后，多數商行的資本充足率逐漸達到或超過8%。在初期，該標準某種程度上會激發銀行優化資產結構，控制過度擴張的欲望。而在通過各種途徑擴充資本后，尤其是公開上市以后，銀行內外再次產生了提高資本收益率的巨大壓力。充足的資本迅速提高了股東和投資者的盈利預期，在當前銀行仍以信貸業務為主的情況下，對其未來經營便產生了深遠影響。第二、普遍的流動性過剩壓力。目前金融體系的流動性過剩問題是全球性的，這也是近年來全球經濟非均衡發展與金融創新飛速發展的結果。由此，一方面國內M1、M2過高增長、銀行高額存貸差長期持續，表明有巨額無法實現利潤要求的銀行資金；另一方面全球流動性過剩也推動了全球資產價格的普遍上漲，面對西方各國加息周期的開始，以及

人民幣升值預期的高企，外部流動性過剩也部分輸入到中國。兩大因素共同使得金融機構普遍面臨“錢多得發愁”的尷尬局面。第三、銀行仍缺乏風險識別能力與收益的理性權衡。國有商行改革雖然已歷經多年，但經營管理和內部控制機制仍然沒有根本性變革。即使在部分銀行上市之后，很多方面仍然局限于傳統體制制約。最為典型的，就是激勵約束機制和風險收益權衡機制。對前者，銀行高管人員的任命方法與任期制度，都繼續鼓勵著短期化經營行為。而對后者，包括風險識別與收益判斷的內控機制并非一上市就能建立起來，沒有這些現代金融所必須的制度規范，銀行忽視風險、偏好短期收益的行為也不足為怪。第四、銀行的業務范圍與贏利模式過于單一。由于整個金融體制的限制，中國銀行業整體產品單一、同質性強，中間業務很不發達。商行主要依靠傳統的存貸款業務獲取收益，因此增加貸款、大力進行網點建設就成了上市銀行的當然選擇。第五、金融壟斷下的中小商行發展不足。目前國內對金融業準入的嚴格限制，加重了大銀行在原有業務領域的信貸擴張困境。第六、票據融資的泛濫。2005年以來，票據貼現占人民幣新增貸款的比重快速上升，這種業務本無可厚非，但也要看到票據業務擴張帶來的存貸款增加，相當部分是游離于真實經濟之外的信用膨脹和銀行間的資本游戲，如果信貸規模擴大建立在過高票據融資之上，將給企業和銀行都帶來風險。

　　從信貸需求方的因素來看，三大因素決定了信貸的高增長。一是在“十一五”乃至更長時期內，重工業積累將成為主題，大規模基本建設、設備投資是必需的。由于直接融資的嚴重滯后，客觀上形成信貸增長的基本外因。二是快速城市化下的地方政府投資沖動與融資手段缺乏。城市化使地方政府產生了巨大的資金需求與缺口，地方政府發現設法去籌集建設資金，還不如直接向商行貸款來得簡單。三是金融結構扭曲中的“路徑依賴性”。

　　銀聯信分析：

　　流動性過剩給金融機構施加的壓力是十分巨大的，投資沖動引起中長期貸款剛性增長，這也將加大銀行業潛在風險。中長期貸款增長較快，對貸款總量控制造成壓力，銀行改善貸款結構難度增加，潛在的信用風險和流動性風險也在加大。同時，銀行風險管理中的薄弱環節進一步暴露。操作風險和市場風險防范能力較弱，而“利率、

匯率、

股票或商品價格變化，以及銀行參與境內外資本市場并購活動的增加所引致的市場風險已經成為我國銀行業的主要風險之一。這些都使我國銀行業面臨較大信貸擴張壓力，但我國銀行信貸擴張的沖動依然強烈，在我國歷次宏觀調控當中，對于投資的重視都要高于通貨膨脹，加息政策往往出現在投資大幅度反彈的時候，而信貸高速擴張正是投資反彈的罪魁禍首。銀聯信預計未來由于國際收支持續順差，銀行體系過剩流動性還會有新的增加，貸款擴張壓力仍然較大。

　　因此，防止因流動性過剩帶來的信貸盲目擴張十分必要。銀聯信建議積極改善金融機構發展的法治環境，完善金融風險處置法規體系，打擊金融逃廢債行為，維護金融秩序。要加強誠信環境建設，強化誠信教育，通過建立完善征信體系和失信懲戒制度，引導企業和個人誠信守法。要加快信用文化建設，早日形成良好的信用文化環境。

　　[本文由銀行聯合信息網提供，未經北京銀聯信信息咨詢中心書面許可，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