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都說中國的金融改革難，小額信貸這一個側面說明，這個難在于改革設計者們缺乏常識和民本意識。事實上，官員們大可不必組織一批批考察團到“比中國更落后”的孟加拉學習，他們也完全可以俯首向中國農民學習

　　□文 高昱

　　最近，北京經濟圈里的一個熱門話題是孟加拉國鄉村銀行創始人、國際小額信貸運動領袖穆罕默德·尤努斯博士，在被授予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不到10天后即抵京參加“中國-孟加拉國鄉村銀行小額信貸國際研討會”。應該說，中國金融界對這位被稱為100多年來最實至名歸、擊敗了芬蘭和印尼總統及愛爾蘭搖滾明星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還是給予了高規格的接待，研討會在釣魚臺國賓館召開，多名金融高官到會，博士還獲得了與央行副行長吳曉靈和行長助理易綱見面并共進午餐的機會。但沒有人想到，孟加拉人很不給大國領導們面子。

　　尤努斯博士首先用數字對比“貶低”了主人：目前亞洲的小額信貸受惠者有8500萬人，其中5000萬是孟加拉和印度的窮苦農民，而中國這個擁有9億農民的國家，只有10萬人受到小額信貸的幫助。他用一連串的反問鞭打著臺下反復學習過“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六中全會精神的中國金融高官們：“中國有多少窮人？小額信貸在中國做起來很難嗎？中國窮人的信用(相比孟加拉和印度農民)就那么差嗎？”

　　然后，博士的矛頭直指中國對小額信貸奉行的“只貸不存”原則，“是目前中國小額信貸發展的最大障礙”，等于“鋸了小額信貸的一條腿”。這位從1976年開始實踐小額信貸銀行、被認為“世界上最懂得如何用經濟手段幫助窮人脫貧”的美國留學歸國人員，將中國的小額信貸政策稱為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制度設計”。

　　面對尤努斯的批評，央行和銀監會官員們顯然準備不足，他們不斷強調中國國情，大致談了三點回應：一，尤努斯的數字不對，中國農村信用社已經解決了6700萬家小額貸款和聯保貸款，占有貸款需求農戶的33%；二，中國已明確界定了小額信貸機構只貸不存的性質，尤努斯所介紹的國際經驗是否都要引入中國，還有很多問題，“需要研究研究”；三，目前沒有依據來監管小額信貸，連是歸央行管還是由銀監會負責都不明確，缺乏法律授權。

　　這樣的說法顯然是政治素質不夠過硬，沒有學好“三個代表”和六中全會《決定》，更不夠了解真正的中國國情。關于數字，中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所長杜曉山直截了當地說：“(央行官員提出的)這個數字水分很大，貸款的用途也值得商榷�！标P于“國際經驗”不符合中國的政策現實，這話由言必稱“金融改革要向國際規則和經驗接軌”的中國金融官員說出來多少有些怪異，難道只是因為在孟加拉那么成功，就不是他們眼中值得接軌的“國際規則和經驗”了嗎？至于監管無法可依，為什么就不能允許民間嘗試，在實踐中找到改革真正有效的路徑呢？

　　在世界銀行的推動下，中國從1994年開展小額信貸，目前大致有四種模式，一是由政府直接劃撥經費給扶貧基金，發放小額信貸，但這種做法首先不是市場經濟手段，無償劃撥的扶貧資金浪費、貪污和挪用嚴重，即使有小部分終于到了農民手里，也無法在鄉村培育信貸信用意識；第二種是由國際捐贈方式形成的民間小額信貸組織，相對監管較好，但常常缺乏后續資金，捐款花完，項目也就完了；第三種是由農村信用社等金融機構提供小額信貸，但這樣的支農資金截留嚴重，推廣情況不理想，農信社還背上了巨額壞賬；第四種是去年10月開始，央行在山西等5省區開展小額信貸公司試點，但為防范金融風險，只能由私人用自有資金發放貸款，不允許吸收公眾存款——這樣的試點簡直在坐等“活雷鋒”，與守株待兔的古人不遑多讓。

　　中國的金融改革精英們12年之功設計出的這么四種小額信貸路徑和制度，無用得讓國人痛心。既然如此，為什么就不能虛心向比美國更近的孟加拉學習？從1976年借給42個赤貧農婦的27美元貸款開始，經過30年的努力，孟加拉鄉村銀行目前服務網絡遍及46620個村莊，擁有1277個分行、12546個員工，已然惠及400多萬借款者，其中96%為婦女，還款率高達98.89%。孟加拉人創建了向貧農發放小額貸款的整套成熟金融模式，比如充分利用村社力量，將單獨的借貸者組成小組，小組成員對任何成員不能歸還的貸款負有責任，因此這種制度促使小組成員間相互監督并排除那些風險很高的個人成為貸款對象。這種有些中國傳統“連坐”性質的自治式監管，不是更有效率和更符合中國國情嗎？

　　事實上，官員們大可不必組織一批批考察團到“比中國更落后”的孟加拉學習，他們也完全可以俯首向中國農民學習。本刊2005年曾報道過濟南市歷城區港溝鎮神武村農民李允成“12年無一筆呆壞賬”的民間借貸故事，而港溝鎮信用社，從1990年代初到2005年，呆滯貸款共計100多筆，涉及貸款金額超過900萬元。有智慧的不只這位山東老農民，南方的多種民間“標會”，不僅對當地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的貢獻超過正規銀行，壞賬也少之又少。

　　誰都說中國的金融改革難，小額信貸這一個側面至少告訴我們，這個難，難就難在改革設計者們缺乏常識和“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民本意識。讓我們聽聽尤努斯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的講壇上向英杰們發表的演講：“經濟學教授動輒就談幾十億美元的數額，談國家規劃、產業發展。然而，在與校園只有一墻之隔的農村，人們為每天掙幾分錢而受到盤剝，無法擺脫貧困。不用談什么幾十億美元，區區幾美元小額貸款就能幫他們擺脫貧困�！�

　　他還說：“信貸權是人權，它為窮人創造出其他權利�！边@樣的人，中國的9億農民會很樂意每人每年集資1元錢請他到中國來當央行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