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小額信貸生存狀態調查之五 中國扶貧新思維

　　本報記者 谷重慶 北京報道

　　今年6月，在歷經了曲折的一年多之后，尤納斯自傳——《窮人的銀行家》中文版面世。這本書來得很巧，因為僅僅四個月之后，諾貝爾和平獎就降臨到這位熱心用金融方法進行扶貧的經濟學教授身上，雖然這距離尤納斯借出那最早的27美元已經有三十年了。

　　他的獲獎不但是他本人的榮譽和孟加拉的光榮，也極大的鼓舞了同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眾所周知，扶貧作為一項復雜的社會和經濟事業，不但需要熱情和人文關懷，更需要智慧，知道如何可以有效的長期的去幫助窮人，幫他們建立自信，并涵養他們的能力。因此，小額信貸、尤納斯以及他的格萊珉模式(特指尤納斯創立的小額信貸模式)才會在中國受到如此關注。

　　那么在格萊珉模式傳入中國十數年之后,中國的小額信貸發展狀況到底如何呢？為此，本報專訪了對此已有十年經驗的中國扶貧基金會執行副會長何道峰先生。

　　給窮人有作用的錢

　　《21世紀》：尤納斯榮獲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使得小額信貸再度成為一個非常熱門的話題，那么中國的小額信貸現在總體上處于一個什么狀況呢？

　　何道峰：總體上來講現在屬于一個低潮期，因為中國的小額信貸最初是實驗性質的，較早進行嘗試的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有中國扶貧基金會、社科院和UNDP等國際組織。當時主要進行小規模實驗：我們的試點是兩個縣，社科院是三個縣，UNDP多一些。直到2000年，政府才開始大規模推廣。那時，基本上各地政府都在放小額信貸，總額差不多有50多億，可以說是小額信貸發展的一個高潮期。但到了2003年，這筆錢差不多都有去無回，所以政府的推動力開始減少，現在基本上又跌回到小額信貸的低潮期。稱之為低潮，不僅是因為在信貸規模上從高峰掉到了低谷，更重要的是大家的心理受到了創傷，直到現在，大家提及小額信貸時仍然很謹慎。

　　《21世紀》：錢沒有收回來，那效果怎么樣呢？

　　何道峰：錢收不回來，效果就很難判斷。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錢丟在老百姓那兒，比丟在其他任何環節都要強。但從另一個角度講，給窮人送了一撥錢有用嗎？本來是借款，但借完了以后不還，這是在培養一群無賴。我的觀點從這個意義上講，不能說丟了的錢對扶貧是有用的。

　　《21世紀》：您覺得小額信貸在推廣過程中遇到的比較大的困難在什么地方？

　　何道峰：第一，政策環節上還沒有一個相對市場化且有利于小額信貸發展、同時又利于嚴格管理的法律法規。過去的農村信用社只是與人民公社相配套的金融服務機構，現在人民公社沒有了，但農信社還沒有真正按照市場的方式走出來。上世紀80年代，中國又曾經搞過農村合作基金會，但后來出了很多金融問題，遭到農民的抗議。這些都給有關部門留下深刻的印象——農村金融風險很大，所以政府現在對小額信貸既不支持也不反對，因此也就沒有相應的法律法規進行規范。

　　第二，非政府組織在做小額信貸的過程中，缺乏足夠高素質的機構去做長期、專注的工作。在這種前提下，很容易出現行政推廣,但根據中國多年的改革經驗，行政推廣的模式往往并不盡如人意。

　　當然，更大的問題是能否允許在農村吸收儲蓄，我反對那些簡單說可以的人，雖然能夠吸儲對小額信貸的發展有重大意義，但是一定要有很多的監管措施和準入制度，否則會是一場災難。

　　《21世紀》：感覺似乎陷入了一個怪圈之中？

　　何道峰：中國小額信貸的發展還處于探索期，真正要成為大規模發展的事業必須有一套成熟的法律法規，簡單放開的話一定會亂。我們不要忘了農合基金會和德隆公司的教訓。

　　《21世紀》：怎么好像和很多問題一樣——一放就亂，一抓就死。

　　何道峰：過去是禁錮太多，需要松綁，松綁以后就發展，發展亂了再收拾。但走到今天，改革已經精細化了，不能簡單地用放這種概念解決問題，而要通過法制化的設計，對小額信貸的認識也要如此。這就需要政府的推動，但是政府未必認為小額信貸是當前面臨最大的問題。

　　《21世紀》：但如果缺乏足夠的重視，不就缺了一個初始條件嗎？

　　何道峰：肯定是這樣，但我相信尤納斯獲獎以后對這個事情會有推動。尤納斯獲得諾貝爾獎是一件大事，以前都是國際上的政治活動家得獎，這是第一次頒給一個長期從事扶貧的工作者。這至少表明了兩件事：一是社會的發展才是真正的發展，市場經濟不僅看過得好的人過得怎么樣，而且看那些弱勢群體過得怎么樣，這是發展觀上的一個轉變。另外一個方面表明了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在評獎時，睿智地看到了社會變遷的潮流。比如現在胡錦濤總書記提出和諧社會，和諧社會不是看市場中贏的人過得如何好，而是要看社會對貧困的人關注多少、幫助多少。市場是一個競爭環境，只要建立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讓大家去做就行，違法違規的可以踢出場。這是第一次分配。政府可以進行二次分配，通過稅收給低收入人群一些補貼，縮短社會的貧富差距。但政府不能包打天下，所以才有了第三次分配，即富人的捐獻和慈善活動，比如美國的比爾·蓋茨和沃倫·巴菲特就捐贈了很多。

　　有償的幫助

　　《21世紀》：小額信貸和其他的扶貧方式相比有什么特點呢？

　　何道峰：總體上講，小額信貸是一種扶貧手段，但不是資助和施舍，而是一種有償的幫助，通過這種幫助啟發他們的能力。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小額信貸在扶貧工作中是非常具有長期持續性的，是可以從根本上幫助他們的方法。

　　《21世紀》：小額信貸中一個爭論比較大的地方就是利率，現在中國小額信貸的利率狀況如何？

　　何道峰：非政府組織提供的小額信貸的名義利率約在7-10%之間，因為貸款期限較短，所以折合成實際利率約百分之十幾。

　　有人認為這個利率太高，但實際上這是沒有鄉村工作經驗的城里人的想法。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住在深山里的農民距離信用社平均至少15公里以上，往返要用8個小時。而貸款又非一次就能談成的，一般的情況，信用社貸款不跑五次是貸不下來的。那這些時間算不算錢呢？

　　一個農民曾跟我說，去一次信用社要花5塊錢的車費，一個來回10塊錢就沒了。如果去5次，車費就50元，最后貸了1000元，這個實際利率更高。還有就是需要錢的時候信用社不給貸，因為那時候往往是農忙時節，需要錢的人多；等農閑了，信用社給錢了，可這個時候錢已經沒有太多用了。所以很多農民都是先借高利貸，再用農信社的貸款來償還高利貸，而高利貸的利率至少有20%，甚至高達50%-60%。所以利率的計算是非常復雜的一件事，不能用城里的眼光看農民的利息。

　　此外，這群需要小額貸款的人與一般農民不一樣，他們到信用社貸款往往沒人理睬。我們在貴州晴隆開展小額信貸時，選了四個鄉，可是在這四個鄉里面，政府的信貸已經放了200萬，利率僅2.8%，所以大家心里很擔憂。但最后摸底下來發現，根本沒有幾個農民貸到了政府的這筆錢，所以說，有些時候一些政府部門給扶貧貸款貼息，想法是好的，但2.8%利率的貸款怎么可能會落到農民手里？這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播下龍種，收獲跳蚤。

　　《21世紀》：現在小額信貸在全國的利率是統一的嗎？

　　何道峰：不是統一的。

　　《21世紀》：可以根據地方情況來定？

　　何道峰：對。但因為受政府的金融監管，一般來說都比較謹慎，像我們就7%-8%，其實適當的調高一點農民也能接受。我們的目標就是最后能夠平衡、能夠運轉就可以，我們又不是盈利機構。

　　《21世紀》：有一些政府官員認為農信社的很多貸款也是小額信貸，但一些學者反對這樣的說法，您怎么看？

　　何道峰：農信社的貸款肯定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小額信貸。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小額信貸是很獨特的，與商業銀行的經營邏輯恰好相反。商業銀行都是根據黃金分割率理論，尋找大客戶，也就是說銀行70%的利潤可能在30%的客戶手里，這也正是外資銀行進入中國首先要搶灘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一個原因。貸款給富人怎么解決風險問題呢？就是靠擔保抵押。

　　但是所謂小額信貸是針對被商業銀行忽視掉的人群。因為一戶貸兩千塊錢，而且無擔保、無抵押，銀行的管理成本會非常高，所以他們不愿意貸款給這部分人。而且做小額信貸的業務員每人最多可以放款50-70萬，這個業務規模在銀行根本就沒有辦法活。所以我們就在村里找一個人把三十戶人、五十戶組織起來，放款就是通過這個人召集的。這個組織者雖然沒有酬勞，但會在鄉親們中建立一個很好的口碑，我們就是用這種方式來降低成本。所以你說農信社同時做商業金融和小額信貸是不太可能的，因為這兩個邏輯是反的，管理模式上也是反的。

　　探索中國模式

　　《21世紀》：您接觸小額信貸這么多年，覺得中國這方面有沒有可能在未來發展出創新的模式呢？

　　何道峰：當然有可能。中國的扶貧在國際上來說已經做得很好了。中國在20世紀最后20年里減少的貧窮人口數，相當于全世界減少貧困人口總數的70%。1978年，中國有2.6億貧困人口，到1986年成立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時，已經降到了1.25億，很多是通過改革開放來解決的。但在小額信貸這個問題上，如果沒有法律上的變化和支持，想做出能夠在世界各地復制的模式是比較難的。

　　《21世紀》：您對中國小額信貸未來的前途怎么看？

　　何道峰：我覺得中國的農村基層金融這個問題遲早是要解決的，中央也在想辦法。最后一定要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農村的信貸問題，二是窮人的信貸服務問題。不管通過什么途徑，一定會找到出路。

　　中國與孟加拉有很大不同，這件事情發生在尤納斯身上有一定必然性。孟加拉的土地制度沒有改革，10%的地主壟斷了90%的土地；而人口增長速度又很快，平均每年達2%以上，因此土地的需求量就很大。但是孟加拉就那么大，土地不可能再生，所以人口猛長就導致地租上升，地主就很可以在城里面過很好的生活，但是老百姓一年下來都吃不飽。

　　雖然我國的一些窮人得不到金融服務，但是中國農村的總體金融狀況比孟加拉不知道高出多少。所以尤納斯在這種情況下做了這樣的事情，我覺得尤其值得尊敬，這不是常人能做的。

　　《21世紀》：那么對于中國扶貧的未來呢，您怎么看？

　　何道峰：中國的貧困問題要從兩個方面解決。一是如果

中國經濟能保持現在的發展勢頭，那么中國下一步會出現一個鄉村人口城市化和非農產業化的過程。中國的土地改革很成功，老百姓有了一份土地后，只要邊際收益不為零，他們的勞動力就會繼續投入，這就形成了大量的產出，于是農民就有錢了，就可以購買工業品，從而啟動工業化，這個意義非常重大。而隨著工業的繼續發展，勞動力開始向非農產業轉移。等很多農民都進了城，剩余農村勞動力的人均耕地就多了，機械化程度提升，解決貧困問題也就變得相對簡單。這時，農村金融，如信用社的改革，就可以解決大部分的問題，窮人銀行也就不需要大規模發展了。所以，我們要立足大局，通過發展帶動整個社會的進步，通過非農產業化和城市化來解決貧困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