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3日，中國銀監會召集約30家外資銀行，就中國銀監會發布的《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征求意見，而這項條例引發了一些國外利益集團的異議。例如，征求意見稿明文規定：“必須在中國注冊，成為獨立法人；而拒絕注冊的外資銀行只能從事10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定期存款業務。”這種要求其實從去年“央行號召所有的外資銀行在華機構納入到中國的存款保護體系”就可以看出端倪。毫無疑問，這是中國政府兌現2007年銀行業全面放開承諾的戰略安排之一。

　　實際上，設置這種看上去有點“歧視性”的條款是非常必要和合理的。此前印度就是這樣做的。外資銀行在中國展業大多采用“分行”制，外幣貸款客戶大多是所在國的跨國企業群落，只不過銀行跟蹤該跨國企業在華業務而已。并且，銀行利潤會在利潤管制期解除之后，匯到該外資銀行總行。如果讓外資銀行繼續以分行的形式進入人民幣業務，則會為未來制造金融風險埋下伏筆。所以必須對這些外資銀行的分行進行一定的“土著化”。

　　舉例來說，未來幾年內中國的利率管制、尤其是

　　如何深度掌握經濟自由思想？很多的時候不能靠書本、學派熱情、直覺和信仰，而是靠觀察和路徑判斷。如何真正破除銀行業壟斷和達成恰如其分的市場競爭狀態，更多的需要一種流動的智慧和路徑的判斷，以及方法論所構造出來的改革序列。

　　因為憎恨國內壟斷，于是就為外資尋求更多的話語和利益，或者贊同向當權者“贖買”，并以為采用科斯式的交易，就可以推動改革。這種“次優”主義思想風行于自由主義學者和媒體群落之中。但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從來不存在唯一性的“次優”。“次優”有大量的均衡點。但你為何選擇這種“次優”而不是另一種“次優”？正確的方法是，我們不僅要警惕假借保護民族產業的既得利益者，同時也要反駁“次優”思想的愛好者。而守護正確的姿態需要微妙的平衡、漂亮的改革序列的手腕，聰明的制度設計以及未來路徑的判斷。

　　如果要把目前的外資銀行進行“利益學”上的歸類的話，那么可以劃分成3類。一類是附生型的。財務投資和分享股東利益是其核心策略。例如入股建行的匯豐銀行和美洲銀行。近日，美洲銀行甚至容許建行用12.5億美元來收購其在香港和澳門的網點(即美銀亞洲)，成為建行在香港的分行。建行香港分行的成立，可以控制和減弱建行因為

　　第二類是競爭型。花旗銀行就是這一代表。它不愿意成為四大行的股東是因為它不愿意充當股份稀少的配角地位。它有龐大的網點計劃和全面發展計劃。對于此類銀行要控制和觀望其行為。花旗銀行在“廣發行競購”事件中的表現，比任何國外銀行都富有侵略性。而第三是生態型的。它們的意義在于激活銀行業的金融生態，例如一些小型合資銀行，例如平安銀行、德富泰銀行、華一銀行。

　　這種利益學的劃分無非是提供一種參考和思維：我們應該用不同的策略來達到和保衛銀行業的自由競爭。用可控的變量來減弱不可控因素的沖擊，從而實現自由經濟信仰和國家獨立自主的“雙重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