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央行宣布將從8月15日起提高存款類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這是本月內央行第二次提高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

　　此舉被視為對3天前國家統計局公布上半年GDP增長10.9%的一個回應。2006年第一季度，中國GDP增長10.2%，第二季度甚至達到11.3%。

　　在宏觀調控兩年后，GDP增長不但沒有達到預期的理想值，反而大幅增長，宏觀調控成了宏觀“空調”，人們不由得要問，宏觀調控的腳是踩在剎車上，還是在油門上？

　　由于預期的加息并沒有出現，市場反應平淡。如果說

利率調整是一種價格調控，那么準備金率的調整，事實上就是數量調控，等于直接凍結了部分貨幣的流動性。

　　為何央行會陷入外貿-升值、升值-加息、加息-上調準備金率等諸多兩難困境？在金融角度之外，我們從固定資產投資角度或許更能理解央行的困境。

　　我們假設一個國家有兩個央行：央行A和央行B，央行A通過貨幣政策來

宏觀調控，而央行B則不斷把白紙印成鈔票，并且同樣在市場流通，其結果如何？

　　那么現實中有沒有央行B呢？

　　各個城市的國有土地儲備中心，它是地方政府除稅收之外最大的財政來源。盡管地方政府不能發鈔，但是可以通過土地儲備的形式來獲利。

　　在我國現行土地制度下，農民不可交易的農地相當于印鈔紙，通過政府的土地征用和儲備制度，進而成為可交易的國有土地。這個流程與央行發鈔頗為相似，具有“低成本、高面值”的特點。因此土地儲備中心往往被稱為“土地銀行”。

　　2006年上半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9.8%，其中大量投資最終落在了土地上。而

國土資源部通過對2004年9月以來的用地進行檢查發現，一些城市的違法用地少的在60%左右，多的甚至在90%以上。

　　著名學者周其仁在2004年對長沙、寧波等幾個城市調查發現，土地供應面積增長往往和貸款增長正相關。

　　建設用地的供給是社會總投資形成的重要條件。一般而言，建設用地的增加直接增加了機構和個人的自有資本金，從而增加了投資的本金；然后，經過土地的評估和抵押，又擴大了這些機構和個人的信用，把更多的銀行信貸動員為社會總投資。

　　從另一個方面，地方政府在獲得了土地交易收益以后，又重新投入城市改造等，從而又增加固定投資總量。

　　最后在央行A緊縮銀根的同時，每個地方上的“土地央行”都在擴大“土根”，大大抵消了央行控制宏觀調控的金融政策。

　　宏觀調控的本質目標是遏制固定資產投資過快增長，避免未來產能過剩以及可能帶來的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因此從金融手段調控固然重要，但作為市場三大要素的土地，從“土根”上宏觀調控，是避免宏觀調控成為宏觀“空調”的另一個手段。

　　當然，中央政府從土根宏觀調控的措施不是沒有，但是不改變土地儲備制度，不撤消地方的“土地央行”，宏觀調控就難免變成“空調”土地。